“你很肯定吗?”
“很肯定,亨利。”我想自己得小心一点。我绝不能像理查德·斯迈思那样,我绝不能恨,因为我如果真的恨的话,就得要信,而一旦我信了,你同她岂不就大获成功了?说到复仇和妒嫉,它们就像是演戏:只不过是一些用来填满我大脑空间的东西,它们让我忘记她已经死了这个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周前,我只要对她说一句:“你还记得我们头一回在一起那次,我身上找不出一先令的硬币来往电表里投的事情吗?”我们两人的脑海里便都会浮现出那一幕场景。而现在那幕场景却只会在我自己的脑中出现了。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有关我们两人的所有记忆,而且她似乎还通过死亡偷走了我自己的一部分。我正在失去自我。记忆就像生了坏疽的肢体一样在脱落,这是我自己的死亡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我讨厌祷告和掘墓人之类的忙乱,不过如果萨拉想要这样的话,我会试着安排的。”
“婚礼她是选择在户籍登记处【60】举行的,”我说,“葬礼她该不会希望在教堂里举行。”
“是啊,我想是这样吧?”
“婚姻登记和火化,”我说,“应该保持一致。”昏暗中,亨利抬起头来,瞪大眼睛使劲往我这边瞧,似乎不相信我话里的讥讽之意。
“这些都交给我来办吧。”我提议道,就像当初在这同一间屋子里,在同一个煤气取暖炉边,我曾经提议替他去见萨维奇先生一样。
“太谢谢你了,本德里克斯。”他边说边十分小心地把最后一点威士忌均匀地倒进了我俩的酒杯。
“已经半夜了,”我说,“如果能睡的话,你得睡一会儿。”
“医生给我留了些安眠药。”他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不想马上就自己一个人待着。我完全理解他的感觉,因为我在同萨拉一起度过一天之后,也会竭力把面对自己那间孤零零的屋子的时间往后拖的。
“我老是忘记她已经死了。”亨利说。在那糟糕的一九四五年的整整一年里,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一觉醒来时,我会忘记我们的恋情已经完结;电话上可能传来任何人的声音,但就是不会有她的声音。那时候她就像现在一样,已经死了。今年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鬼魂一直在用希望来使我痛苦,但是现在鬼魂已被驱走,痛苦很快就会结束。我会每天一点点地死去,但我是多么渴望能够留住痛苦。人只要在受苦,就还在活着。
“去睡觉,亨利。”
“我怕做梦梦见她。”
“你吃下医生留的药就不会的。”
“你想来一片吗,本德里克斯?”
“不想。”
“你不会通宵不睡吧?外面的天气可是很糟糕。”
“我不在乎天气。”
“你如果不出去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当然会待在屋子里。”
“我上楼去拿些褥子和毯子来。”
“别费心了,亨利。”我说,但他已经去了。我凝视着镶木地板的地面,回忆起她发出的叫喊声的准确音色。写字台上她写信的地方散乱地放着一些什物,这些什物当中的每一件我都能像翻译密码似的说出其意味。我暗想:她连那块卵石都没扔掉——我们曾经觉得它的形状很可笑。它还待在那儿,样子像一方镇纸。亨利会怎么处置它?又会怎么处置我们两人都不喜欢的那只小酒瓶、那块被海水磨光的玻璃,以及我在诺丁汉找到的那只木制小兔?我是否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不然的话,等亨利腾出空来清理房间的时候,它们都会被扔进废纸篓。可是真要同它们作伴我又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