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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豆腐制成，林官也算大半夜的幸苦大功告成，销售一摊子没他什么事，他会回炕沙里睡觉，一直到中午，起身吃饭，整理清洗家什，为下一个夜半的工作做好一切相关准备。

开始，张家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干的，包括比林官大一两岁那张盈英的哥哥也开始夜半起身帮忙了。自从林官来家后，小林官察言观色，每天夜半同大人一样起身，找些力所能及的活干，慢慢的就成了一把好手。这时，张盈英的哥哥就专心读书，不用每晚夜半翻身起床干活帮忙了。

为此，张盈英的哥哥内心特别感谢林官，认为他就是进驻自家的解放军，拯救他于豆腐作坊辛苦劳作的水深火热之中。

林官被列为镇上受压迫典型，他自己本人事前一无所知。*爆发以后，他与昔日的老板今天的同事，张家伯伯和姆妈成了一个单位的员工。

由于他独特的身份背景，还被安排成为了门店售货组组长角色。售货组一共三个人，除了林官就是张家伯伯和张家姆妈。

就是说，自从张家豆腐店被合作以后，林官和昔日老板的身份被颠覆了。现在林官成了领导，昔日的老板夫妇是他的属下。这就让林官老大不安。

按照分工，张家姆妈坐店，管销售收款；张家伯伯则将豆腐豆腐干从后面的工场根据销售进度需求搬运，半机动形式，拉一台两轮的劳动车。林官原则上无须动手，只要坐在那里动嘴指挥而已。但这相当不符合林官历来的个人作风，在他眼里，张家不仅是恩人，也是他永远的老板，他只是一名打工者，无论在当年的张家还是现在号称永远向前进的水作商店。他从不对昔日的张家老板夫妇指手画脚甚至是颐指气使。恰恰相反，有活，林官总是自己抢在头里，类似当年他在张家打工一般积极主动。一旦工作上确实遇到难题，还时不时到张家伯伯那里讨主意。

这可以使张家夫妇俩人非常不安。但是，他们非常了解林官，那么多年了，林官敦厚淳朴的为人他们完全知根知底，只是顾虑社会观感，一旦再弄出点误会，自己倒也是无所谓，关键还是家里三个孩子，尤其是女儿盈英，自从展览会事件后沉默了许多，一付少年老成的样子，完全丢失了十几岁女孩子的那股子蓬勃朝气的样子。

自从展览会事件后，林官很少到张家来了。也不是简单的歉疚之意，他减少往来张家，因为几个孩子突然同他生分起来。形成了问题之后的问题。

据张盈英私底下同我说，那天林官见单位食堂做肉包子，想到张家几个孩子喜欢吃，就买了六个，装在饭盒里，下班后兴冲冲地往张家赶。来到张家后，他打开饭盒，例如往常一样招呼张家几个孩子吃肉包子。结果，包括张盈英在内的三个小孩不要说肉包子，就是对林官形同路人视而不见连个招呼都没有。

林官很快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默默收起饭盒，步出张家门口，从此在张家就非常罕见他那身影了。

据说张盈英她爷爷过世时，林官鲜有地来过张家一次，在当年将他从乡下领出来的张家爷爷的灵柩前，林官一直默默垂泪、无声无息……

第七章　云霄台街上的眼镜厂　笨办法就是好办法（14）

当年，老娘舅一手创办的大明眼镜厂处于老街北面的云霄台街。

云霄台，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老街上的云霄台街从形式到内容好像也并不具有类似的格局。

但是，大明眼镜厂一旦选择在云霄台街多年废弃不用的朱家祠堂里，张铁嘴就方言说，相当可取，具有一层“云霄大明”的非凡意义，之于日后小厂的成长壮大相当有利，至少在测字问卦的预期层面。

孩时，我从清晰记事起，时不时随母亲去大明眼镜厂。母亲是去上班，我是旁观，陪母亲打发工作时间。

当年那街道小厂没有很多严格的管理讲究，类似我母亲随身携带一个小孩子，可以给机械单调的车间添点生气，成为叔叔、阿姨职工们之间的话题。

母亲是名镜片打磨的挡车工，一个人要管几台机器。记忆中镜片打磨被分为粗磨和细磨不同形式。

粗磨活比较累人。作台上一个蛮大的铁皮容器里，机座在中间飞旋，操作工人将机头，上面松香柏油粘着毛坯玻璃往下按，将柄铁杆把手顶在腰间加压使力，一只手还要不断地往旋转的机具里添加灰色的矿石金刚砂，通常，这活男性职工从事者居多。

母亲从事镜片细磨，不像粗磨那么费力，那机头只要轻轻搁在机座上就行，只是时不时往里添加红粉而已，那是细磨的料。

看似简单，据说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没有仪器，基本就凭经验和眼力。母亲当年经过好几个月上海眼镜一厂专业培训，加上多年实践，已经成功跃升为车间里一名技术算是比较精湛的细磨工。

记得，母亲要管四台细磨机器，人要来回走动，我就被安排在母亲那高高的座椅上看眼前机器晃动。慢慢也积累了点经验，时不时拿起作台上小铁罐里的毛笔，往旋转的机器里添加红粉。

母亲工位对面那个长得很好看的满月阿姨常常表扬我说，梁师傅，将来你孩子一定也是个非常出色的挡车工。

一时，我难免有点得意。母亲笑笑说，孩子将来不一定学我这活。满月阿姨马上改口，那是自然的，你家孩子长的可爱，看上去也聪明。将来，至少可以坐办公室，甚至弄个厂长当当，管我们也说不定。

母亲还是笑而无语，这些或者并非母亲对我的未来期待。至于后来我不仅可以上大学，甚至留学美国，迄今在大学混个教授饭碗，不要说是满月阿姨，恐怕连母亲也是想不到的。

小时候，我喜欢随母亲去眼镜厂并不是那里好玩。

当时还没够上学龄时期的我，没那么多的同学伙伴。厂里的见闻传去老街上，那些小玩伴听了新鲜，我可以增加点成就感。还有就是常听母亲说，自从老娘舅介绍进了这街道眼镜厂，有了一份工资收入，家庭经济情况大有改观。这点我也切身体会到了，无论是从家长们言谈举止中，还是相当现实的例如饭桌上，我的零花钱等各个方面。我也不知道，愿意去厂里面，是不是潜意识里有点感恩的味道。

母亲说，解放后她一直在家里待业。自从爷爷咬紧牙关打着革命烈士家属的旗号将父亲送进国营米厂后，再也不愿利用家庭的资源便利，为母亲谋职提供便利。爷爷法事道场的业务一天不如一天，全家五口单凭父亲一个人当时三十元左右的工资，实在相当地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后来，还是老娘舅看不过去。他不仅尖锐批评爷爷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主动出面，将母亲介绍到由他一手创办起来的街道大明眼镜小厂里。

当年母亲大概也就是二十岁出头点，识字不多，但心灵手巧，再加上是老娘舅亲自介绍这层关系，很快被派往上海眼镜厂学习了三个月，回来被安排当上了一线的挡车磨镜片工，不久终于成为车间里的一名重要技术骨干。工资也见涨，从每月十八元，加到二十元、二十二元，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爷爷法事道场业务凋敝的收入缺口。在那个年代，每月人均十元的生活费完全可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这样的良好家庭局面没能持续，大约在母亲进大明眼镜厂四、五年后，五八年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气氛刚刚成形，赶超英美的口号犹在耳边，突然遭遇了自然灾害，而且时间长达整整三年。加上与前苏联老大哥发生俎语，老大哥这边逼着追讨当年老娘舅他们抗美援朝借贷的军火款，天灾人祸碰头，新生的共和国有点受不住力，类似我们这样的寻常百姓家，不仅日常生活，连吃饭都成为了难题。

五九年末，母亲从大明眼镜下放了，又类似过去只能呆在家里。所谓下放是当年比较委婉的语言表达方式，类似今天的下岗，明确说就是失业。

一切只是发生在我常去大明眼镜厂之前，等我记事的年龄，可以常去眼镜小厂，母亲已经恢复上岗，第二次进眼镜厂了。母亲常常说，这完全得益于老娘舅的远见。

当年就是在大明眼镜厂大批工人被无奈下放时，镇上领导提出要趁势关闭工厂，腾出朱家祠堂当仓库也是某种空间有效的利用形式。

但是，老娘舅坚持不同意。他提出，就是天大的困难面前仍然不要轻言放弃。一旦将来时来运转，你这厂早已关门大吉，重起炉灶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