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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魏多名儒河朔尽夷狄（第1页）

《隋书·儒林传》以赵魏齐鲁为儒林重心：江东多文苑，儒则逊矣；关西则次第无人，有之皆客卿。六代王官几废，学在民间，门第以学统干政统，兴邦易统，视同分内。隋唐以关陇武人与山东士流共天下，不意运交叔季，竟有“河朔蛮猈”“齐鲁犷悍”“淮右风俗过于蛮夷”，纵云藩镇无德兵争祸民，何至于能五胡六镇所不能为？且乎残唐五季“雇佣兵战争”合于通例，自重其死，扰动尚轻，未若永嘉之甚。此事干系后史者大，当自汉魏以降蛮夷政策及中下政治社会连锁牵动机制觅之。

汉魏边政，行属国监护制，即一君两社会，贵族种落制面对士族官僚制。蛮夷君长身兼中夏士大夫之任，进则辟入州郡，身即公卿，退则返归部落，自治其种，甚合汉氏选举社会之义。蛮夷种落拟于儒学宗族，乃两社会纶合点。典午之初，慕容氏儒冠辽左，为此制之具体而微，河北门第之诞育，五燕关系极深。

君长—族长—士人连类，则周礼乃有不得不用者。中世佛道号曰极盛，然考诸社会，自成平行社会未有如西欧、东瀛之甚者。夏人之信徒，道流崔浩、佛徒萧偊辈，皆职业儒士兼业佛道，犹李慎之职业党人兼业自由主义，乌得与格莱斯顿并坐？儒者，礼学所以“做家门”（魏徵语），经学所以正世道，春秋所以树君国。佛道修心习智，几于无“公域”概念，方其鼎盛之日，亦有所不能争者。中世家—国、孝—忠、社会—政治自成平衡木，此消彼长。君威尽而族望盛，秦式原子化小家庭于乱世有自然淘汰之趋势，唯大族能有砥柱中流之望。

大族，立郡望，修族谱，扎根于地理历史，自别于原子化散沙流氓之术也。儒者，部勒[89]宗族，而后以宗族为单元建构社会之必要公共品也。故而胡汉无别，胡人阑入，亦非原子化浪人求荣利，而系种落集体做地理迁移，社会组织依旧，贵族君长化为儒学士大夫，部民种落化为乡里宗族，此皆自然之势。北朝隋唐政权，成于胡人（胡化）贵族骑士武人与华夏（华化）文人官僚士大夫之阶级斗争及阶级合作，儒学为双方组织接合点，文武双方个人利益从属于本阶级乃当然之事。

赵魏、齐鲁稍有异者，在于后者为前者支脉。高封名族于前燕已据要津，而后世所谓齐鲁大族者，皆南燕君臣赵魏名族联翩东渡之遗。山东团结力强，或与出身有关，亦犹江左政治软弱出于主客水火。至于“初期华夏”之齐鲁豫徐，史公之泱泱者大，詹事之才利如锥，于河淮鼎沸之际，玉石俱焚。典午“胜兵三十万”之青州，残民三百户而已。东京旧业，须待慕容氏保护之河北大族延续。

唐兴，边政有二戏剧性变革。一为太宗之“一华戎策”[90]，次为玄宗之“用蕃将策”[91]。二者亦有连锁关系，伏念、温傅之乱[92]居其枢轴。

太宗乘定襄之捷，设安北、单于二府，置各都督府、州（二者内地亦有），汉胡杂用，（长安朝廷）胡人与朝士相半，实欲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以华官外任、胡官内任为定制，抹杀天然界限，野心无疑较属国制为大。

伏念之乱、裴行检之定乱，原不足奇，而枭首长安之处置，以五服制理论，即已视二府五十州为郡县、内臣，沐皇恩而受教化，有完全责任能力，故而叛者当斩。若系外臣、生番，则当视为“蛮夷不知礼义”，本无完全责任能力，夺其柄、政协之可也。突厥既明此义，再叛而不归。

以儒生立场，王者不务远略，不以无用害有用，故魏徵谏伐高昌，狄仁杰务安河北，姚崇、宋璟不赏边功。“一华戎策”之汉官外任，徒资靡费；蛮夷内属，恐蹈永嘉旧辙。然以皇室立场，不以黩武开边为不是，仍信蕃兵胡马之可用；吸取教训，不在目的而在手段。玄宗之蕃兵政策，变太宗之招揽蛮族种落，为招揽蛮族浪人战士。就长期历史而言，太宗之“招各部种落为营伍”，恰系汉魏“招全体蛮族为属国”与玄宗“招蛮族浪人为健儿”之中间环节，其基本精神为：破坏其原有社会纽带及组织力、团结性，保留其原子化个人或小集团军事技能。前者或为国患，后者可为吾用。“用蕃将策”实为将秦政散沙化精神推广于草原。

太宗朝蕃将，阿史那社尔之属，以酋长将本部种落为唐室战，酋长受唐封爵，然于朝廷之外自有独立地位，效忠有个人性质，其种落尚非唐卒，从君长耳。玄宗朝蕃将，安史之属，以浪人（通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已孤立于部族组织外）求禄受唐职官，其上官、下属无不为唐臣，谋叛亦须沿用唐家军政体系，无自身部落组织可为凭借，败则无沙漠可窜，死入《逆臣传》，不入《四夷传》。个人贤愚成败不论，此系政治集权化、社会散沙化之扩大、深化无疑。

于是，太宗朝之六胡州，仍近于南单于、北朝，蛮族贵族组织与夏人宗族集团仅为地理重叠。玄宗朝之河北藩镇，蛮族浪人雇佣兵散沙与华人流氓无产者散沙合流，排挤门第士大夫。当武周革命，寒人抬头之势、河北习武胡化、江南诗赋进士，皆足以破经学、门第垄断学统政统之局。进士（李卫公所谓浮薄）贵而明经贱，诗赋盛而经义衰，即河北门第士大夫丧失其文治势力，江南平民士大夫（赵宋新儒家之阶级前世）代兴。胡汉雇佣兵集团（受唐室政令唆使）进据地方利源培养军事化社会（五代藩镇之阶级前世），即河北门第士大夫丧失其地方势力，抛弃根本，依附二京官僚系统（日益为科举侵夺之）残余位置，终与二京同归于尽。

蕃将出身为浪人而利益在官职，绝不同于属国君长以部落封建贵族兼任帝国士人官僚。自身无宗族，无所爱于门第；无成国之制，无需社会合作者；发迹依据个人才艺、勇力，天然为军功平等主义者。昭义[93]之治，即科举文才平等主义之军事版，以定期定则之全民武勇考试为镇本。不合格，为民供饷；合格，为军食饷；有功者，为长官。耕战之外，不容其余社会阶级存在，经学乃何物哉？儒士若有残存者，当如葛鸦儿诗之可怜。经学旧族仅有选择，不外二者：迁洛者接受进士科文才平等主义，自身亦丧失地方根基及组织资源，渐次沦于寒人本无郡望或假冒郡望者之列；留乡者武化、胡化而弃其儒学出身。两害相权，门第多取迁洛，卫公（李靖）即是。虽然苟存阶级个性于本朝，终不能逃易代之劫，此无根失根阶级之宿命。

天保改制之先，河北世族各拥部曲私军，军事质量远不及六镇胡骑，然保持“集体谈判能力”，确有余裕。苟无东齐士大夫之“还军于国、还政于文”，兵戈不止，大一统难期。彼辈既以政治联姻分享隋唐盛大光昌于先，自不得不分享佣兵凌辱文治之衰运于后，同受蚕食，同归于尽。

中世系于经学，北国系于门第。门第尽，则世运衰。近世开于天水，新儒出自寒人，官家仰命东南。北土完全丧失一切社会组织及中间阶级，小农散沙直面君威，社会经济文化有赖于自组织者，如郑卫陈蔡之水网、滑相殷海之实业、齐鲁赵魏之私学，次第残破。北国垂亡，渐成化外，王船山视为礼义扫尽、蛮夷不若、流毒天下之流寇乐园。晚期华夏之余命，递于两浙绅粮之手，以待末劫。

附注一：

唐家明经、进士二科，兼阶级、地理意义，非仅题型有异，明经填空而已。太原明经狄仁杰岂幼儿园哉？实则此道为追认山东经学世家既有之地位设。彼辈之学因袭东京之旧，无所发明，然其免费提供地方、朝廷及社会之服务，尚无可以替代者。此类服务皆公益性，无需学术能力或文学才华，高度仰仗历史经验、门风家教，不能见于纸上。人类历史最近于此者，即罗马卸任哲人行政官或英国太平绅士。李卫公以为科举于此辈不公，且乎有文无质、有虚无实、长浮薄而退长厚，不利于国，即此义。至于进士，纯系个人主义灵才测验，寒人南士舍此无出路，所培养者乃有才无根之高度个人主义者，尤利于平等化、散沙化。进士终为主流，即专制平等主义夷平最后障碍，乃有呼之为“封建护法者”。西欧去封建未远，阶级团体主义受个人主义侵蚀较轻，社会组织资源较厚，团结力较强，是以能用阶级社会之组织力优势凌专制平等主义之无阶级散沙社会。浅人不察，张冠李戴，乃有呼之为“个人主义压迫集体主义者”。

附注二：

用蕃兵，即侵夺府兵（关陇门第政治基地）；开进士，即侵夺经学世族（山东门第政治基地），皆破坏中世社会基础以扩充君主个人权力之革命行动，特文武有别而已。皇室身兼首要革命家及最大平等主义者，素为国史一大特色，不限于唐。

附注三：

蕃将佣兵有私属性质，同于后妃、宦官，非如儒臣、府兵社稷之臣，故“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以内廷私属排斥正途重臣，元首政治行政集权固有之病，无药可治，唐家特殊之处仅在其开边黩武主义突出，蕃将乃成军事主流。不尚开边列朝，外戚宦官夺外朝为行政主流亦无二致。元老院败，则元首家奴权重。总统集权，则有国安顾问基辛格凌国务卿罗杰斯。水门事件实为守卫国会政治，抵制罗马化之后卫战。开边黩武于外—元首政治行政集权—破坏国内宪政，如影随形。“不赏边功防黩武”，儒者社稷之忠也。

附注四：

东京士大夫变“政治型”为“经济型”，大兴田园经营之风，魏晋六朝因之。虽有均田之名，实大乱之后，以无主荒地优惠招民垦熟而已，能垦者即可割其半为私田以代佣直，子孙永保，非均也。魏复古视为东方专制根基之水利，大抵非朝廷所为，而系地方大姓组织经理。大姓亡，小农无财无力无组织保持，流官无爱于任地，短任亦无力筹划“可持续发展”，是以一退千里。北国原系诸夏之膏腴奥区[94]；宋卫儒墨纵横，郁郁乎文；齐鲁衣被天下，泱泱者大。汉魏名士谋臣之乡，北朝隋唐儒林之桢干，竟化为梁山刀会粗豪不文之所、流寇拳民之温床、通国之祸源。唯以平等—阶级论，红日之下散沙高度平等确已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