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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贰卷乱世豪雄篇第11章长河落日 第45节（第1页）

十二月二十五，长安，丞相府。

丞相李玮背负双手，在书房内缓缓踱步。

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大司农卿田豫、尚书令田畴、丞相府长史贾逵、司马温恢围坐于火盆旁，神情严峻，各自凝神沉思。

“殿下的态度很坚决。”田畴咳嗽了一声，打破了屋内的沉寂，“国策突然要做出这种颠覆性的调整，殿下无法接受。她要我们代为转达，请你在除夕之前，务必到栎阳去一趟，把事情解释清楚。”

李玮停下脚步，抬头望着屋角的烛台，半天没有说话。

“仲渊，国策调整的具体办法，你是不是已经拟好了初步方案？”徐荣问道。

“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李玮点点头，走到席上坐下，“我想知道，明年北疆平叛，大概需要多少军资？太尉府是否有了详细数字？”

张燕笑笑，“你不问我也要说，正月十五之后，北征大漠的军队就要陆续集结了，我急需要钱。初步预算，北征大军大约需要军资四十亿钱，如果战事拖到明年，至少还要增加二十亿钱。”

“六十亿钱。”李玮苦笑，“又是六十亿。今年西征凉州，已经耗费军资六十亿了，加上安抚和赈济西凉各郡，我们总共在西凉花费了六十五亿钱。如果算上北疆战场上的消耗，数字更是惊人。”

“七十五亿钱。”田豫叹了一口气，“总共是七十五亿钱。今年朝廷的总支出是一百一十亿钱。其中三十五亿钱用于重建长安和其它各类支出。打仗的耗费太大了，朝廷支撑不住了。”

“今年朝廷的财赋收入是多少？”徐荣问道，“上计基本上结束了，具体数字出来了吗？”

“出来了。”田豫的笑容很苦涩，“田租折算约为十四亿钱，刍、稿（征收农家饲料、禾秆等实物）折算约为一亿钱，口赋、算赋与更赋合计约为三十亿钱，赀（即货，财产税）约为十七亿钱。以上各项相加约为六十二亿，这就是今年朝廷财赋的总收入，是我们实施新政以来收入最高的一年。”

“这么多？”徐荣、张燕等人惊喜不已。

“朝廷财赋之所以增长如此之快，首先得益于新政在兖州、青州两地的推广和实施已经进入了丰收阶段。其次是因为朝廷收复了豫州。”田豫解释道，“如果不是去年收复了豫州，今年朝廷的财赋无论如何也不会增长到六十二亿钱。从这六十二亿财赋收入中可以看到，其实朝廷没有田土之征。因为新赋税制度中的田租与刍、稿都是‘顷亩而税’，实际上就是以‘口’征收，除了十七亿的赀是财产税外，其余全部是人头税。人口越多，赋税也就越高。这和本朝初年实行的‘编户齐民’的赋税制度非常相似。”

“朝廷财赋是增长了，但朝廷入不敷出，严重亏空，仅今年就亏空了四十八亿钱。”田豫无奈地摇摇头，“如果加上历年来的亏空，朝廷总共赊贷了一百七十亿钱。说白了，朝廷现在就是靠借钱过日子。”

“少府呢？”徐荣问道，“如果少府收入也增长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赋危机。”

少府的收入供皇帝使用，主要用于宫廷消费和赏赐臣下。自长公主主政后，因为中兴大业的需要，少府的钱基本上都调拨给了国库。

“少府所掌的山林（含铁）、海川泽池（含盐）、公田、苑圃、蔬果园的产物，商市的租税以及水衡铸钱的盈利，大约为十亿钱。”田豫说道，“这两年，为了修建未央宫，殿下不但把少府的钱花光了，还赊借了三十多亿钱……”田豫苦笑出声，“陛下和长公主殿下现在也是负债累累啊，两个穷光蛋。”

书房内的几个大臣面面相觑，连苦笑的心思都没有。为了攻打中原，收复洛阳，朝廷倾其所有，赊借了很多钱财。现在大军又要平定西疆和北疆，旧债未还，新债又来，日子越来越苦了。

“钱在哪？”李玮突然用力一拍案几，怒声说道，“大汉的钱都在哪？”

大臣们都知道钱在哪，但这钱要想拿回来，难啊。

大汉的钱都在哪？在王公贵族，在门阀世家，在官僚士人，在商贾富豪家里。

大汉最有钱的人，除了皇帝外，就是王公贵族。王公贵族包括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等显赫权贵。国王、列侯、公主都有封地（国或邑）。关内侯虽然只是一个尊贵的爵号，但一般来说，能得到这个爵位的，家世可想而知。有封地的贵族，收入分为公费和私奉养两种。公费是收田租与户赋（每一民户每年纳钱二百），主要用于朝见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私奉养是占有封地内的田地、奴婢及征收园池商市税等等，供私人享用。

王公贵族的公费收入有限，要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设法增加私奉养，比较普遍的办法就是大量兼并土地，大量使用佃农、雇农和奴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商贾或者干脆亲自出面大量放债，做高利贷生意。权势更大的贵族，比如孝哀皇帝朝的曲阳侯王根，在京师造大宅，在宅内私建两市，公开营商。孝哀皇帝朝的丞相孔光曾打算实施限田，限奴婢之策，以阻止王公贵族危害社稷，但遭到了王公贵族们的强烈反对，未果而终。

门阀世家既有贵族，也有官僚。

本朝上至丞相，下至郡县小吏，都属于等级不同的官僚。官僚敛财的手段太多了，也太容易了。其本性就是嗜利和暴虐，自古如此。当然了，廉洁的官僚还是很多的。孝昭皇帝建陵的时候，大司农田延年雇用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钱，而田延年私增为二千，得赃三千万。又如孝成皇帝朝的丞相张禹，他是有名的大儒，曾违律购买上等田多至四百顷。还有很多有权势的官僚，都暗中兼营商业，律法在他们的眼里，根本就是一堆破竹片。

朝廷大官贪婪，小官自然也不例外。一个大郡太守如果在任所死了，按律可得到助葬钱一千万。死了还有这样高的抚恤，由此可见做官的好处不仅仅是按月拿秩俸禄，还有多得无法计算的隐性收入。

商贾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市籍的商贾，一种是没市籍的商贾。

市籍是商人在市内做买卖的必需条件，按章缴纳租税。主要是身份低贱的中小零售商人，地位低下，受人鄙视，连穿什么样的衣服朝廷都有规定，境遇一直很不好。

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子钱家（高利贷商），大囤积商，一般不在市籍之中。他们身分地位较高，经济力量强，很多影响力非常大的人都是“官商士”一体，兼营专利，称霸一方。（所谓兼业，就是见利便图，不专一业；所谓专利，就是储蓄货物，垄断市价，这些正是高利贷囤积商的行为。高利贷和囤积商，不同于通货物有无的正当商人，正当商人每年取利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竟取息十倍。）

在大汉各郡国，富人群体最大的就是豪强。

豪强一般都有士籍，家境都很富裕，通常情况下，出仕为官是他们致富的主要途径。如果做不了官，那就营商或者放债，如果生意也做不了，那就只好恃强凌弱，暴力抢夺了。普通豪强应付灾难能力较弱，一旦因为不可预料的原因一无所有了，他们往往会成为摧毁社稷的最具危害性的群体，比如黄巾军中的很多首领就是这些人。

地方豪强、普通商贾、普通官吏虽然有钱，但和王公贵族、大官僚和大商贾所拥有的财富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

大汉的钱在哪？就在王公贵族、大官僚和大商贾手里。

朝廷想把钱抢回来，首先就要对他们动手。本朝四百年来，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也有一个失败的先例。成功的先例就是孝武皇帝，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杀了很多人，成功了。失败的先例就是王莽，王莽主政的时候，大汉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王莽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杀了很多人，但他失败了，最后社稷动荡，大汉差点被摧毁了。

今日的大汉正处在中兴的初期，天下尚未统一，完全不具备动手的条件。

孝武皇帝也好，王莽也好，都是在社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开始改制的。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推动新政的实施，而今天的大汉却没有这样的实力。不过，今日大汉所遇到的危机要远远严重于孝武皇帝朝和孝哀皇帝朝，因为朝廷如果不立即改变现状，国库就没有财赋，就没有实力平定天下，更没有实力实现大汉的中兴。

“朝廷的财赋危机如果一直延续下去，结果显而易见，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等到穷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或者再像中平、初平年间一样，灾患接踵而至，百姓饿莩遍野，那么天下将再次崩溃，我们十几年来的努力白费了，几十万战死沙场的将士白死了，大汉再也无法中兴。”李玮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改制，必须立即改制，国策必须立即做出调整，否则，我们将成为败亡大汉的千古罪人。”

“董卓祸国，天下大乱，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商贾富豪和普通百姓一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是我们新政能够得以推广、实施并迅速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那时，我们需要财赋，需要所有人创造财赋，而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同样需要利用我们的力量重新攫取财富，普通百姓也同样需要利用我们的力量生存下去，所以新政很快发挥了威力。但十几年后，到了今天，新政的威力不再有助于大汉的中兴，反而严重阻碍大汉的中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