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564年1月,一支漫长而喧闹的队伍缓缓走出巴黎,其宏伟程度,就是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大约有八百名宫廷成员受召陪伴国王和太后穿越法国,其中包括王室成员、上等贵族(当然,他们又有自己的封臣、仆从和顾问),身居要职的行政官员、政府官员、大臣、司法人员、医生、资深管家、女官、厨师、马夫、女仆、男仆、骑士、吟游诗人、号手、王家卫士、一队侏儒(凯瑟琳钟爱侏儒),神父和忏悔师(当然,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和一些外国政要。
这支庞大队伍的后面是成百的马队(共有八百匹,在途中,打猎和比武不可缺马),如同蜥蜴有力的长尾一样,后面又跟着长长的车队,装载着各种行李:箱子装满了宫廷服装和华服,包括礼服、舞会礼服、戏服、毛皮、珠宝、礼物、金钱、食物、葡萄酒、餐具、厨具、精致的餐桌、挂毯、床具、隆重入场时所用的道具、绘有风景的布景、绣金线的帷幕、烟花、防备变天的车厢——一切都是为了尽量使旅客感到舒适,或彰显王室的奢华。这支队伍如此漫长,有时队首已到达目的地,队尾却才刚刚从昨日的营地收拾启程。就连《一千零一夜》里苏丹的随从也比不上凯瑟琳·德·美地奇组成的这支让国王见识自己众多子民的队伍。
随从人数众多,太后计划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太后的所有子女都参加了这次旅程。10岁的玛格丽特和8岁的弗朗索瓦也参加了这次巡游(GrandTour)。
第一站是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太后精心筹划了一系列开幕庆典,为之后的旅程定下基调。虽然王室财政因战争而负担沉重——根据巴黎法院在1563年春天编纂的数据,王国负债已达五千万埃居之多——凯瑟琳还是决定恢复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宏大和壮观。[21]彼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国王陛下(13岁的查理)和安茹公爵(查理的弟弟,12岁的亨利)都参加了这次比武。之后,凯瑟琳主持了午后花园聚会,人人打扮成下等农民的样子,兴高采烈,并且欣赏年轻女子打扮成穿着暴露的塞壬,唱着靡靡之音。这次旅程之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并有戏剧演出助兴,戏剧由皮埃尔·德·龙萨排演,玛戈也在其中扮演角色,同样参演的还有玛戈的兄长安茹公爵,还有他之前的同学、当时已是吉斯公爵的14岁的亨利。晚上则是一场奢华的舞会,一直延续到天亮,舞会上,巴黎运来的各种金色服装熠熠放光。
在最后一天,凯瑟琳更进一步,为此前的欢庆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根据时人的叙述,她让查理和亨利带着一队人进入花园,“他们得知,有许多美女被关在一座巨大的魔塔(inchantedtower)中,成为复仇女神的囚徒,并被两名巨人看守”。查理和亨利立即决定拯救这些不幸的少女。两名王室后代在提示下全副武装,并在大人的帮助下轻易战胜了高大的守卫,进而奋余勇登上阶梯,来到关押美女的房间。他们试图“祛除诅咒,还被囚少女以自由”(在此过程中所有人都自觉地提供便利,没有受伤),魔塔戏剧性地着火,简直可称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电影特技。
一声令下,庞大的宫廷队伍在少年国王和中年太后的领导下,开始了横越法国的旅途,他们花费两年多时间,远到南部的普罗旺斯和西部的巴约讷(巴约),路上遭遇了暴风雪、倾盆大雨以及令人眩晕的酷暑;经过了崎岖的道路和蜿蜒的群山,经过了中型城市和政府治所,经过了省级城市,经过了风景如画的乡村。在这次卓越的旅途中,凯瑟琳想达到三重目的:通过和地方权威建立私交,强化王室权威并保证宽容法令的施行;通过高调而正统的宗教演示,向当地人展示凯瑟琳的虔诚和天主教倾向是不可动摇的;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此前的作为正名,并通过密谈取得西班牙国王、太后的女婿菲利普二世的理解。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并与弗朗索瓦一世擅长的魅力外交一致。但是凯瑟琳并不明白,或说她没看出来,这种内在的政治手腕完全取决于君主的魅力。弗朗索瓦一世足有六英尺高;性格豪爽、活跃,令人印象深刻。他深深体现了王国本身。弗朗索瓦一世每次隆重地进入某个省级城镇的时候,他的臣民看见了自我——确切地说,看见了想象中的自我。
但凯瑟琳和查理九世在队伍簇拥下进城的时候,许多市民没有关注绣金的服装,没看见凯旋门,没看到珠宝点缀的王冠,只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矮胖年老意大利女人,身边总是跟着一个病怏怏的、稚气未脱的男孩,对母亲惟命是从。这两位没法让人产生信心。
旅途上的这两年并不平静。教皇因得知法国政府在处理新教隐患方面进展甚少而感到沮丧不安,开除了安托瓦内遗孀让娜·达尔布雷的教籍,后来甚至试图绑架她:让娜·达尔布雷当时是纳瓦拉女王,成为了胡格诺派的领袖,并且越来越好战。安托瓦内听说他的妻子要去王宫的时候,悲伤地对一位女性朋友说:“你看好了,她会让你们全都改信新教。”为了刺激天主教徒,教皇承诺无论是谁推翻了纳瓦拉王国的异端政权,就可以继承这个王国。凯瑟琳需要让娜以制衡天主教徒,也明白自己不想鼓励教皇主动谴责废黜一位女王,所以对这位朋友发出了警告,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保护中。
但是,让娜日渐好战也让凯瑟琳不安。凯瑟琳依然将新教阵营分成良好、忠诚而和平的胡格诺派,与恶劣、暴力又惹事的胡格诺派。只要让娜不轻举妄动,凯瑟琳就会融合让娜的宗教观点,正如此前,弗朗索瓦一世也容忍了他姐姐(让娜的母亲)的非正统倾向——只要她不张扬就行。但是让娜比起她母亲更执拗而好争论。她坚信新教是唯一的信仰道路,不仅想要自己的手下改信,还希望所有和自己有联系的人都改信新教。她给宫廷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长信,抱怨修订后的宽容法令太保守,天主教官员歧视新教成员。让娜为人更糟糕,她性格尖刻,又自以为是。一位身在让娜宫廷的法国大使不满地在给凯瑟琳写信时说:“和纳瓦拉女王交涉并非荣幸。”
为了管束让娜,凯瑟琳准备进行一次类似绑架的行动:她把纳瓦拉女王的独子亨利留在身边,作为一位准人质来约束让娜的行为。亨利比玛戈小七个月。性格多变的安托瓦内是他的父亲,在死前一个月离开了改信新教的让娜,亨利就和父亲留在巴黎,并按照天主教徒的方式加以培养。安托瓦内死后,凯瑟琳就留下了这个男孩。
虽然亨利养尊处优,但是他在宫中并不快乐。他此前一直在风景优美的纳瓦拉尽情玩耍,当地重视户外活动。他举止欠风雅,爱吃大蒜,后来人们抱怨他口臭。他爱戴自己执拗的母亲,并从小被母亲培养成胡格诺派。他在父母分居时才八岁,明白母亲让娜离开自己是因为她拒绝参加弥撒。他很想念母亲,也固执地拒绝改信天主教,在父亲、表亲、太后和宫中其他人的集体劝说下,三个月之后,亨利终于和安托瓦内一起参加了布道。西班牙大使不悦地对其主人菲利普二世表示[22]:“他和他母亲一样死板。”
但是,安托瓦内死后,亨利无所依靠。这种经历一定非常痛苦。亨利早年的一封家信显示出,少年害怕自己会失去双亲。他得知母亲生病,写了一封信给家人。在信中他潦草地写着:“给我回信,减轻我对母后的担忧;因为我太害怕厄运会降临在她身上……你们时常来信,是我最大的慰藉。”他的悲伤引起了凯瑟琳的注意,太后怜悯他,不顾自己定下的规矩,把胡格诺派的教师重新安排在他身边,使他在宫中能有一位熟人。但太后的同情还不足以让她把孩子还给让娜。她向让娜解释,让孩子熟悉王宫对他的成长有好处——毕竟,亨利的继承权仅次于太后的诸子——
凯瑟琳让亨利也参加了这次壮游。
此后,玛戈和亨利与凯瑟琳的其他子女一起生活了两年。他们两人在晨曦中随着队伍骑行或步行,而天气恶劣的时候,则在坐在马车里随着崎岖的道路颠簸,一起游历了一个个城镇,两人逐渐熟悉。凯瑟琳每到一处都要举行典礼,将国王介绍给当地权贵,也常常举行宴会,听取当地人因宽容法令改版而产生的无尽的申诉,在这些场合下,玛戈和亨利都坐在一起。无论寒冬酷暑,他们都一同度过。1564年10月17日,队伍来到小城萨隆·德·普罗旺斯(Salon-de-Provence),会见当地显要代表——包括执政官、法官和选拔的市民和下等贵族,那时,玛戈和亨利也在一起。欢迎队伍受此殊荣,倍感激动——时人记载,“萨隆在历史上从未见过太后队伍中这么多的王公”——他们的言语极尽奉承赞扬之词。但是查理九世在紫白两色的华盖(平时装在行李中,专为入城仪式准备)下打马走过,不合礼仪地打断了他们的迎接。
他宣称:“我来此只是为了见见诺查丹马斯(Nostrada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