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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章 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第1页）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白杨’的这本书立意很好，但就是太啰嗦了。”朱凤看着有些出神的江雪莹，笑着说道。

“不。”江雪莹放下了手中的书，看着身边的伙伴们，轻轻摇了摇头。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性质大略有二：其一，反复阐述民主就是民众要积极参与政治，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具体教导民众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会社组织，来举行集会参与政治；其二，不断详细重复各种集会的程序，向民众灌输人人平等与理性自律的自觉意识。”水井说道，“如此不厌其烦到琐碎的程度，今日读来似乎可笑，但在当今的时代，却是极好的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大概‘白杨’也很希望这本书起到民主实践入门操作的教材的作用，能够在全国得到广泛的推广。”

“这就是‘白杨’为人所不能及的地方。”江雪莹说道，“自清末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高声宣叫民主共和、宣叫‘人民当家作主’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具体教给民众如何去实践民主、教授给民众‘当家作主’的具体方法的，迄今为止，有且仅有‘白杨’一人而已。”

朱凤注意到了江雪莹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起了一层红晕，不由得有些惊奇。

在她的印象里，她一直尊崇有加的江姐似乎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帮他多做些什么？”江雪莹自言自语的说道。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实践书里的内容。”水井说道，“而且，我们还应该从我们自身做起。”

“可惜‘少中会’那帮人，只愿意搞学术研究，不愿意加入到现实政治当中来。”江雪莹听了水井的话，象是想起了什么，眼中现出了坚毅的光芒，“我想，该是我们想办法争取他们的时候了。”

当江雪莹来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总部的时候，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之中。

“我们学会因何而发生？乃是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现下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现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如今我们反而回来了，要走回头路，这是对本会成立宗旨的背弃！”

“可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安坐在这里研究学术了！大家看看，自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若不从政治改革转向到思想改造，达成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如何可能救得中国？”

“本会成立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我们才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少中’学会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本会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思想自由，不受约束，虽所持信仰亦不一致。然我会员平日言行一致，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故能风声所播，全国掀动。而今却要改弦更张，是何道理？”

看着激烈争论的青年们，江雪莹想起了自己在学校读书时的时光，心中禁不住泛起阵阵涟漪。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黎寿昌、周元、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便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这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厌倦了混乱的时代；厌倦了朝秦暮楚的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就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现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基于这样的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远离现实政治，让少年中国学会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良好氛围。并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评价。

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青年们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互助团运动”实践。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我们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但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这当中乃是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本会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如果学会的活动局限在社会活动中，信仰的不同并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倘若涉入到政治活动，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学会的分裂。象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日本，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在的俄罗斯。所以，本会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政治活动、能不能搞政治活动，当有定议。”

“这种主义信仰的不同，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多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言之，我认为当日国人的思想陈旧，不足以成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基础土壤，故而首要之务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先必须用社会活动来更新国人的思想。单纯地抄袭美国宪法，模仿英国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是这个预备功夫，也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列宁的俄国定会导致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克思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在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我本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

此时，一位操着明显而浓重的湖南口音的年青人，正在那里侃侃而谈。

“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一直没有办法。去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我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此种‘新社会’的蓝图，当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此种新社会，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有主义’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