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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样式的更替（第1页）

取杂剧的地位而代之的，是由南戏发展而来的传奇。

杂剧当初随着元代的经济中心南移，移到南戏所活动的地盘里来了。早期南戏发展的情况，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已作过简单的叙述；当历史进入元杂剧黄金时代之后，南戏的光华被遮盖、被抢夺，尽管它后来还渗入城市、显身临安，但是文人学士们一直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结果，当它吸收了杂剧的长处，发挥了自身的优势，终于从根本上将杂剧取代之后，人们还以为它是从杂剧蜕变过来的。（这种误会，连明代一些熟知剧坛内情的理论家都未能避免。如吕天成《曲品》称：“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演作传奇”。沈德符《顾曲杂言》称：“自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王骥德《曲律》称：“北曲遂擅盛一代，……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沈宠绥《度曲须知》称：“风声所变，北化为南。”日本的中国戏曲史家青木正儿也曾否认过早期南戏对于杂剧的独立性。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祝允明、徐渭的话是比较可信的，何良俊、叶子奇等人也提供了佐证性的论述。今人董每戡曾撰有《说“戏文”》一文，对此（特别是对青木正儿的观点）有较详尽的辩证；钱南杨《戏文概论》论源委时也作了探讨。）其实，它是杂剧的对峙者而不是杂剧的衍变物。在杂剧盛行之时，它存在；在它盛行之时，杂剧也仍然存在，只不过互相间的升沉隆衰发生了颠倒。

既然杂剧和南戏的命运如此相反相成地关联着，那么，杂剧衰落的原因，也正是南戏兴盛的原因，两者在相同的焦点上正反相逆。

与杂剧南移而造成水土不服相反，南戏是南方的“土著”。即便它处处比不上杂剧，也还有一处比杂剧强硬，那就是它在地域性适应上占据着天然的优势，根子扎得又广又深。对于戏剧这种时时需要观众滋养的艺术来说，这一点又显得特别重要。此其一；

当杂剧艺术家们的社会观念和精神素质急剧退化，只能在云雾缭绕的仙境中构造故事的时候，南戏却以它的世俗性保持了与社会现实的基本联系。应该说，即便到了南戏已在剧坛占据上风的时候，它所体现的精神力度还赶不上黄金时代的杂剧，但比衰落时代的杂剧要好得多，因为它至少是入世的，实在的，生动活泼的。此其二；

与后期杂剧在艺术上日趋老化相反，南戏较多地显现出了形式上的自由生命力。南戏的形式一向比较自由，但在《张协状元》、《赵贞女》、《王焕》的时代，自由得过于散漫。后来它吸取了杂剧的长处，对自己的弱点逐渐有所矫正。等到杂剧终于被自身的单调和刻板困住之后，南戏在形式上的自由生命力就越来越显得优越了。此其三。

因此，当杂剧的行程越见坎坷和狭小的时候，南戏却走上了一条开阔的路途。

然而，当南戏终于发展为传奇而成为剧坛盟主的时候，景象却远不如当年杂剧兴盛之初那么美好。南戏也罢，传奇也罢，都未能立即出现煌煌杰作。这样的杰作，要等到明代开国二百三十年之后才出现。在很长的时间内，南戏、传奇就在中等水平的剧目间慢慢调整着自己的形式。

由南戏到传奇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剧目留下了脚印。

“荆、刘、拜、杀”这四个字，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熟语。这四个字分别代表着元代末年盛行的四大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我们现在见到的这几个本子，大抵是经过明代文人修改的。除了这四个剧目外，更重要的是在南戏发展为传奇过程中起着里程碑作用的《琵琶记》。然后，越过一个比较空疏、贫乏的时期，走向越来越显出生气和活力的明代中、下叶。

一、《荆钗记》

这是一个写尽夫妻间忠贞坚守的故事。

贫寒书生王十朋和他的一个同窗一起看上了官家小姐钱玉莲。王十朋的聘礼是刚从母亲头上拔下的一枚荆钗，（一种用荆枝削成木簪，是贫家妇女的用物。）同窗的聘礼是一堆金银，钱玉莲选择了贫困。

后来王十朋到京城考上了状元，丞相以“富易交，贵易妻”相劝，王十朋没有动心，宁肯得罪丞相而到一个烟瘴之地任职。那个同窗借机伪造书信说王十朋娶了丞相女儿，企图骗取钱玉莲，钱玉莲跳江自尽，被人救起。

王十朋以为妻子已死，钱玉莲也听信误传以为丈夫已不在人世。一个热心人为这对“孤男寡女”作媒，最后两人又惊又喜地得以团聚。

这出戏的作者（《荆钗记》的作者，旧本上题作“丹邱生撰”，吕天成《曲品》记为“柯丹邱撰”。王国维因朱权道号为“丹邱先生”而断言“明宁王权撰”（《曲录》），误。）显然是为了全方位地宣扬中国宗法社会的礼义伦常，（《荆钗记》第四十八出“团圆”写到，王十朋与钱玉莲终于相逢相认，获得圆满的结局时，皇帝颁下圣旨，其文为：“诏曰：朕闻礼莫大于纲常，实正人伦之本。爵宜先于旌表，益厚风俗之原。迩者福建安抚钱载和，申奏吉安府知府王十朋，居官清正，而德及黎民。其妻钱氏，操行端庄，而志节贞异。母张氏，居孀守共姜之誓，教子效孟母之贤。似此贤妻，似此贤母，诚可嘉尚。义夫之誓，礼宜旌表。今特升授王十朋福州府知府，食邑四千五百户。妻钱氏，封贞淑一品夫人。母张氏，封越国夫人。亡父王德昭，迫赠天水郡公。宜令钦此。”）但艺术本身的丰富性总是超过目的性，广大观众喜爱王十朋、钱玉莲，是因为他们对婚姻的坚贞和对富贵的傲视。

《荆钗记》企图得到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双重肯定，从效果看，体现下层人民愿望的一面更浓重一些。

这个戏在艺术上，弊病是男女主人公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缺少有说服力的内心依据；长处是充分运用了横向对比和纵向起伏相结合的技法，使得这一长达四十八出的大戏一直保持着吸引力，让人看得下去。

二、《白兔记》

比《荆钗记》更强烈地展示离乱之苦的，是《白兔记》。（《白兔记》现存三种版本，一为明代富春堂刊本《刘知远白兔记》，一为汲古阁刊本《白兔记》，一为明成化年间刊本《刘知远还乡白兔记》（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一墓葬中出土）。三种版本有多方面的区别，但故事情节基本相同。相比之下，明成化年间刊本可能比较接近早期的演出本。）

《白兔记》借用了兵荒马乱的五代时期的一个题材，经后代作者大幅度的虚构，编排而成。

刘知远外出投军，妻子李三娘留在家中，却受到哥嫂的百般虐待，连新生的婴儿也难以存活，只得托一位好心的老雇公把婴儿带给刘知远。但是，刘知远已经再婚，把李三娘忘了。

李三娘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孤苦伶仃一人继续苦熬着。她在井旁叹道：“一井水都被我吊干了，……泪眼何曾得住止。”十六年后的一天，一头白兔窜到井旁，后面跟追的是一名正在射猎的少年公子，他就是李三娘十六年前送走的亲生儿子。儿经问答，一家终得团圆。

这个戏，褒贬扬抑的态度十分鲜明，而标准却是民间化的，因此社会意义超过《荆钗记》。

在艺术上，它通过大幅度的人生跌宕，加固了戏剧性，却又质朴无华，富于生活气息。故事紧凑，人物鲜明，较多地表现了普通观众的审美习惯。随着这一优点同时而来的弱点，是语言上的平直粗疏，有欠锤炼，其他方面也颇多草率之处。

三、《拜月亭》（又名《幽闺记》，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为元人施惠（君美）所作。关汉卿曾作杂剧《拜月亭》（全名《闰怨佳人拜月亭》，）南戏《拜月亭》是以杂剧《拜月亭》为基础创作的。）

又是一幅兵荒马乱的画面，又是一个流亡离乱的故事。

在一场战争中，逃难的蒋家兄妹和王家母女都走散了。在呼唤寻找中，两个女孩子由于名字谐音而回应，结果造成互相置换：蒋家妹跟随了王母成为义女，王家女儿跟随了蒋兄结为夫妻。只是王父不允，夫妻两分。

后来蒋兄考上状元，王父将女相嫁，才发现这是一对被自己拆散的夫妻；而义女蒋妹，则嫁给了一位武状元，居然也是熟人。

此剧的成立，大半是靠巧合，而且是层层叠叠的巧合。这在一般戏剧中会显得牵强，但在一个彻底离乱的环境里，一种连最简单的通信也没有的逃难长途中，依赖巧合成了唯一的人生希望，因此，艺术上的巧合游戏，也比较能够被理解。

巧合的发现，常常是拜月祝祈时的自言自语被人听到。这也是那种离乱生活造成的：逃难中的人们不便互诉底细，却又经常祝祈。

巧合和发现的手法有时也滑出了能够容忍的边界，例如戏的最后两个女子分别嫁给两个状元的巧合，就太虚假。

在情节设置上，一般同题材的作品总会在悲欢离合中铺展善恶两方的对峙交锋，《拜月亭》基本上没有走这一条路，而是表现了人们在离乱中的共同不幸，这对戏剧艺术来说很不容易。在剧中，人们都在战尘中奔逐挣扎，但都又尽量地互相扶助。不管是在崎岖荒途、小小客店，还是在月夜庭院、绿林山寨，处处都透露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和关系。就连男女主人公在荒路客店遇到尴尬，也立即会有一种通情达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说话的是店主人，其实是代表着民间社会的一种精神互助。（《拜月亭》第二十二出“招商谐偶”中，客店主人对女主人公说了如下一段剖白情理的话：“小姐在上，老夫有一言相告。男女授受不亲，理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权者反经合理之谓。且如小姐处于深闺，衣不见裳、言不及外，事之常也。今日奔驰道途，风餐水宿，事之变也。况急遽苟且之时，倾复流离之际，失母从人二百余里，虽小姐冰清玉洁，唯天可表；清白谁人肯信，是非谁人与辨？正所谓昆冈失火，玉石俱焚。今小姐坚执不从，那秀才被我道了几句言语，两下出门，备不相顾，若遇不良之人，无赖之辈，强逼为婚，非惟玷污了身子，抑非所配非人，不若反经行权，成就了好事罢。”）这种素昧平生的温和关系与严峻的离乱背景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色”，能够让观众产生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