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0部分（第1页）

我问：“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有那么高涨吗？”许先生说：“有。美国人的爱国情绪，等于一种宗教的情绪，说美国的自由*制度是完美的，是人类最后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要爱惜这个东西。还有，美国是移民的国家，移民丢弃了一些他觉得不好的东西，寻找他认为好的地方。在寻找以后，他才会珍惜，会护卫这个国家。”

我又问：“美国制度真的如他们想的那么完美吗？”许先生说：“不是。这是美国的一些知识程度比较差的人，将宗教信仰和政体之间画了等号。像这次总统选举，麦凯恩就是将爱国主义打出来，结果得到很少的票。奥巴马将人的自主权打出来，将社会公义和公道打出来，他得的票就很高。所以，将来美国的路线逐渐会走向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向。国家的角色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对外求光荣。麦凯恩对外求光荣，是帝国主义的做法。”

我笑道：“这次总统选举您投票了吗？”许先生说：“我走以前就去投了，我预先将选票封在信封里，寄到那里保存起来，到开票的时候一起开。在美国，制度如此。”

我说：“来南京看您的临行那天，我打电话给余英时先生，他正在看总统选举的电视，我问他投给谁了，他说投给奥巴马。您也是吗？”“当然是。麦凯恩是帝国主义！”

我脱口而出一个天真的想法：“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能不能找到一种对未来有启示的制度？”许先生说：“将来会变成什么模式，不知道，但将来一定会变。我们下一代严肃的任务，就是大家要想：怎么才是人类居住在一起的最好的合作方式？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心里有一成不变的理想。”

教徒当如王小波

许先生常说自己一辈子幸运。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这固然是天生的不幸。然而，身体因素使他的求学经历异于常人，在辅仁中学、台湾大学、芝加哥大学，受到师辈无微不至的照顾。如今许先生年近八十，依然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大陆奔波，最重要的缘故是回报师辈们的恩泽：“我肝胆涂地，尽量地做事，就是不要辜负斯人！”

我曾经向许先生提过，他写的悼念文章可以集成一本《师友杂忆》。李济之、沈刚伯、王世杰、杨庆堃、钱穆、严耕望、张光直……重温这些风流人物的旧事，可见中国百年学术史的侧影。有一次我随口说：“您写的悼念文章真好。”许先生即刻说：“我悼念他们每个人时，都是用最真诚的感情来写的！”而他最不愿意写的《忆王小波》一文，力透纸背，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感，泪水全流在心里。许先生回忆师生二人在研究室漫无边际闲谈的日子，王小波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的风格，对此感念不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8）

在大陆，我常常遇上“王小波门下走狗”，最常听的一句话是：“你采访的王小波的老师许倬云很有学问。”而当我到台湾时，见到许先生培养的学生，常听他们问的一句话是：“许先生的学生王小波在大陆是不是影响很大？”印象颇深的是和王汎森先生、陈永发先生吃饭的那次，大概他们二位都没怎么看过王小波的作品，因而问得比较仔细：何以从大陆来台湾访问的人竟会称王小波为“当代文学第一人”？我尽我所知相告，却自知未解王小波文章之万一，便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起手，以“一个自由主义的人”总结。

当然，在台湾谈王小波，我想最直观的方式是提起《联合报》文学奖。1991年，许先生跟《联合报》同仁讲：“我不是作家，我破个例，推荐一篇文章给你们。”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获《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得奖感言中说：“感谢我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推荐了这篇小说。”这笔丰厚的奖金使王小波从此退职家居，用许太太的话讲，就是“他成了个体户”。

《王小波年谱简编》中记载：“1984年，三十二岁。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

王小波在《生命科学与骗术》一文中说：“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李银河接受媒体访问的一段话：“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许倬云是他最最推崇的。他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老师’，就是指许倬云。许倬云是个很有才华很有成就的人，而且文笔特别好。小波在他的文章中提道：我的老师告诉我应该怎么看科学。中国人一开始把科学看成怪物，洪水猛兽；后来又把它当成神灵，偶像，盲目崇拜。许倬云认为，科学是个学习的过程，中间有乐趣。许倬云的好多思想对小波启发挺大。小波刚写完《黄金时代》初稿时，是给许倬云看过的。许倬云提的意见，其中有一句比较厉害的话是说，你还得炼字炼句。小波当时的文字功力，用许倬云的标准来看，还不够好。这对小波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鞭策。他听了许倬云的评价以后，确实下了一番大功夫。”

有一天下午，许先生突然对我说：“现在大陆上老谈文艺复兴的问题。我举个例子，王小波所代表的现象。王小波同时代的作家，到今天还被那么多的年轻人喜爱怀念的不多。对不对？他死了，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为什么？他提出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是中国向往的，对不对？”不知何故，我一时无言以对。

那天晚上，许先生欣赏的学生陆远带我在南京大学旁边的咖啡馆泡到深夜，话题重心是许先生已经逝去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聊得最深的是文化思想传承的问题。陆远兄在评《访问历史》的文章开头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愿留心文化老人去世的消息，一俟发现讣闻，就立刻转在自己的博客里。有一次，一个研究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博士发现了我的博客，留言里撂下这么一句话：你心理怎么这么阴暗，尽关注这些死人的事？我甚至有点‘因其彷徨’了，对自己说：这些人真的不再属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了吗？”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小　　引（9）

敬畏和悲悯

1957年圣诞前夕，许倬云被推进手术室，准备接受第一次矫治手术。主治大夫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他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许倬云的麻醉房，一面找手套，一面和许倬云握手，俯着瘦长的身子对许倬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可以向你的神祈祷，我呢，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许倬云又一次和赫却医生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赫却医生说自己的“主宰”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知识与理智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只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还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半个世纪以后，我问许先生：“您是基督教徒吗？”许先生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听基督教的道理的。但后来我在芝加哥的神学院里面住了五年，一半在神学院宿舍，一半在医院，我得到机会，将基督教的思想重新整理一遍。所以，后来我就不信基督教了。但是，我和曼丽结婚的时候，在台湾一个教堂里行礼。因为那个教堂里的牧师是非常自由主义的老牧师，他认为我比一般的基督徒还基督徒，他愿意替我们证婚。”

我请教关于宗教的问题，许先生说：“这是人类学上研究的课题。人有宗教情绪，是一个天生的东西，无法躲开的。因为人对天地的大变化、日月的运转、命运、生死等大问题都不可知，谓之于天，谓之于神。看见疾风暴雨，看见天光云影，人都有一种情绪，忽然改变于力量之下，欣赏于伟大之下。这不仅是宗教本身的起源，也是许多思想家提出终极关怀的重大课题的原因。所以，宗教情绪自然存在人性里，我想，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在智慧上、情感上，人要提出一些大问题，如果人不提出大问题，浑浑噩噩，比猴子高明不了多少。宗教情绪是一种敬畏，一种怜惜，一种悲悯，一种无可奈何之中的仰望。”

我说：“小时候读牛顿的故事，不明白他晚年为什么不停地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许先生说：“牛顿不是晚年才这样，他一直就这样。你要知道，科学背后是自然律，假如没有一定可以追溯的常规，无法搞科学。有一定的规则和线索，才能追溯，如果混沌一团，怎么追溯？自然律的后面就是神的律。我们往往说，宇宙如此，自然如此，再追问一句：谁给的？宗教家说：神或者天使。在中国，就是人心，但为什么人心有这个念头？这又是一样问不到头了，到最后就是莫名其妙的神秘的力量，人格化，就变成白胡子的天神了，变成手里拿着雷电的天神了，就变成摩西到山里去，只听见声音看不见人的天神了。爱因斯坦也相信宗教，相信天地之间有一种简洁而美的解释方法。”

我接话：“我到普林斯顿，余英时先生夫妇带我看了爱因斯坦原来住的地方。陈之藩先生最佩服他，文章里写了许多爱因斯坦的故事。爱因斯坦的谈话里总给听众一个印象，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许先生说：“没有一种学问是一个人独创的，都是在前人的累积上，多走一步路。这一步路往往不是往前走，而是综合起来提出一个更周严的涵盖而已。天底下的学问就像数学一样，数学追根究底就是几何学，追根究底到几个原理，到最后就追根究底到有空间，有时间，如此而已。基本上，我们没有太多创新的东西，只是许多东西累积，再进一步地阐释而已。所以，爱因斯坦这句话是合理的。”

小　　引（10）

想到今天的世界又热又快，我颇有感触：“现实环境造成专家越来越多，通才越来越少，在这个时代，还能产生哲学家、思想家吗？”许先生说：“从19世纪以后，世界上哲学家就寥若晨星，专家遍地皆是。生活改良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提升，我们的眼界没有提升，我们的智慧没有提升。20世纪里，完全找不到哲学家。在美国也找不到，美国学术圈找不出几个能够思想的人。现在美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专家。本来享受了比别人更多的优待，就有责任付出更多，可是这批人没有自觉的责任感，也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批判与创造是两条腿，有一批人创造，有一批人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所以，知识分子要有自觉。不自觉，他就以专门的学问去换功名利禄。美国的专家就是换功名利禄，换讲座教授，换专利权，换公司里的大职位。今天生存不是两碗饭的问题，是有房子住，有汽车开，有一个中等阶级的生活标准。他的标准极高，需求大，欲望大，依附在给他利益的一个团体上，需求愈大，愈不敢批评。在希腊时代，就有一批人属于犬儒，又有一批人无欲则刚。国王说：‘我能帮你做什么事？’他对国王说：‘你让开一点，你把我的阳光挡住了。’他无欲则刚，可以批判。今天，无欲则刚很难做到，因为欲太多，生活水平提高，不可能不依附。以前可以：一把锄头，一片空地，足以生活。现在哪里找锄头？哪里找空地？今天的所有职位都是大团体拥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想着自己的能力高，不必向你求，要自由：‘老子不干了！’能够说‘老子不干了！’这句话，你就有自主权。所以，越来越少‘老子’。我这话讲得很冷酷。”

环顾思想界，许先生不无忧思：“我们读到中国的《论语》、《孟子》，李白、杜甫，这书本上的东西，民间没有了。中国的五伦在某种打击之后不存在了，读经的人是在寻找认同，不是在寻找内涵，所以，全世界是一片价值的空白。倒是*世界坚守他们的价值……”

针对病象，许先生追溯历史长河的源流：“孔、孟、老、庄这四个人，都是以人为本，孔孟积极地以人为本，老庄宁静淡泊、以人为本，但那个宁静淡泊是对个人的尊重，比孔孟是更为积极而不是消极。孔孟有一级一级的群体，从个人，一圈一圈同心圆，扩大到亲属、家族、邻里、乡里、族群、国家、全人类，一圈圈顺序是有次序可走的。而老庄，个人尊严是最重要的，为人顶天立地。所以，这四个人的思想配合在一起，应该对未来世界补充空白有极大意义。”

江河入海

我访问过的学者都抱有深切的中国情怀，尽管表述的方式不同，但是每一位都希望中国变好。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多次阐述“历史三峡”之说。2007年11月28日，我到美国新泽西访问唐德刚先生，此时唐先生已经中风，谈兴却浓，漫谈了半天，当我提到中国何时走出“历史三峡”的问题，唐先生兴致更高：“三峡是长江的一段，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现在建大坝，江面就宽了，三峡的地质就发生变化。我讲‘历史三峡’，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了，*一百八十年，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史三峡’。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有运气的人，刚好碰上了，这是历史定命论。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中国从初民社会到封建社会，一下子到封建完了，风平浪静，那是中国民族的将来。这是我的观点，有人看透，有人没看透。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个人就是对的。我没有想到大陆上有人同情我的讲法，三峡什么时候出口，我也不知道，通过了，就见不到惊涛骇浪，‘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11）

早在1999年，唐德刚先生在人笔双健之时，就发表了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按唐先生的算法，这两百年是从1840年到2040年。对此，许先生说：“不要以机械的数目字来算。中国一百多年转转折折是一贯的。这一百多年的挣扎，终于走出一条路来，这条路还没走完。”而许先生把中国历史比作长江黄河，这在《万古江河》中早有精妙的论述。我问：“您的书名为什么喜欢用‘江’字？”许先生说：“我在江边长大。我一辈子跟江产生相当深的关系，尤其抗战期间，常在江边。历史是流水，没有比长江更浩浩荡荡的流水了。你到美国去看密西西比河，没有这浩浩荡荡的感觉，尼罗河也没有这浩浩荡荡的感觉。”

放眼天下，但见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江河似乎正在奔向水域相通的海洋。时值变化莫测的时代，许先生伫立江口，顾盼生辉。2008年5月7日，许先生在新作《江口望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