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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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天，丹沃斯忙于给芬奇名单上的技术员和苏格兰捕鱼向导打电话，又在布克里·詹森楼建立了一个新的病区。滞留者中又有15人在流感中倒下了，其中一个是泰勒女士，她在一场钟乐表演中倒下，差49下钟没敲。

“她就那么昏死过去，没管那口钟了，”芬奇报告说，“它就在那儿晃来晃去，发出末日般的巨响，绳子甩来甩去，就像活物一样，还绕到我脖子上，差点把我勒死。泰勒女士醒过来以后还打算继续敲钟，不过，那已经太迟了。我衷心希望您能和她谈谈，丹沃斯先生。她很沮丧，说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这样让别人失望。我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有时候事情只是超出了人力控制范围，不是吗？”

“是的。”丹沃斯说。他没能成功地联系上一个技术员，更别说说服他们回到牛津了，他也没找到贝辛格姆。他和芬奇给苏格兰的每个酒店、旅馆和出租屋都打过电话，威廉弄到了贝辛格姆的信用记录，可结果让他很失望，上面没有任何来自苏格兰某个偏远小镇的鱼饵或防水长靴的购买记录，而在12月15日以后，更是连一条记录也没有了。

电话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影像部分再次被取消了，那个冷冰冰的机器合成录音宣布，由于流感的原因，所有的线路都忙。

丹沃斯去了医院，走廊里塞满了担架车，每个上面都躺着个病人。这些担架车堵死了急诊室的门，横七竖八挡在电梯门前，他根本没办法走到电梯那去，只好爬楼梯。

威廉的护士女友在隔离病房门外遇见了他，她穿着白色的长袍，戴着口罩。“恐怕你不能进去。”她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

“乔德哈里先生的病情恶化了吗？”丹沃斯问。

“没有。实际上他好像平静多了。不过我们没有防护服了，伦敦方面答应明天给我们送一批过来，我们的人正在想办法应付，不过实在没有多余的可以给访客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我记下了他说的话。”

她把纸片递给丹沃斯说：“恐怕这其中大多数都毫无意义。他提到你的名字和——一个叫‘伊芙琳’的——是这么拼的吗？”

丹沃斯点点头，看着纸片。

“有时候他说单个的词儿，不过其中大多数都是胡话。”

她曾试图按照发音把巴特利的话都记下来，而当她听明白了一个词儿，就在下面划线标识出来。

到星期日的早上，超过一半的滞留者都倒下了，每一个还没生病的人都在照顾病人。丹沃斯和芬奇放弃了所有把他们弄进病房的想法，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再没有多余的帆布床可用了。他们不得不把病人留在原先的床上，或者把他们连同床和其他东西一起挪进沙尔文楼的房间里，以免那些临时护士们把自己累垮。

钟乐手一个接一个倒下，丹沃斯帮忙把她们安置在老图书馆里的床上。泰勒女士坚持着去探访她们，她倒是还能走路。“至少我还能做这个，”穿过走廊的努力就让她气喘吁吁，“在我让他们如此失望以后。”

丹沃斯帮着泰勒女士爬到充气床垫上，然后用一张床单把她盖好。

“精神可嘉，可你的身体很虚弱。”他说。

丹沃斯觉得自己也很虚弱，缺觉和不断的挫败让疲倦深入骨髓。终于，在烧水煮茶和洗涤便盆的间隙，他打通了一个莫德林学院技术员的电话。

“她在医院里。”技术员的母亲说。她看上去行色匆匆，满面倦容。

“她是什么时候生病的？”丹沃斯问她。

“圣诞节那天。”

希望涌上了他的心头，也许这个技术员正是病源。“她有什么症状？”他满怀希望地问，“头痛？发热？定向力障碍？”

“阑尾破裂。”她回答。

到了周一清晨，34的滞留者都生病了。正如芬奇预言过的一样，干净的织物和国家卫生局发放的口罩都用光了，更要命的是，测温胶囊、抗菌剂和阿司匹林也没了。

“我试过给医院打电话要求他们支援一些，”芬奇递给丹沃斯一张清单，“不过电话系统彻底瘫痪了。”

丹沃斯步行前往医院取补给。急诊部前面的那条街堵上了，乱七八糟地塞满了救护车、出租车和抗议者——他们举着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首相把我们留在这儿等死。”

他拼命从人群中挤出条路进门的时候，科林正好跑出来。他跟平常一样浑身湿淋淋的，鼻子和脸冻得通红，夹克敞开着。

“电话打不通，”他说，“线路太繁忙了，我在给人带信。”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把凌乱的叠起来的纸片：“你想要我帮你给谁带个信吗？”

丹沃斯想，带给安德鲁斯？还是贝辛格姆？或者是伊芙琳。“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