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导读123（第1页）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米兰达第一次见到海上落难的侍臣们时说的话

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两部空想作品给我们的未来蒙上了阴影。一部是乔治·奥威尔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小说刻画了一个令人恐惧、野蛮粗暴、控制人们思想的极权国家。在这部小说中，有“老大哥”，有思想罪，有新语，有记忆洞，有美其名曰“友爱部”的酷刑殿，还有一只靴子永远踩在人脸上的可怖场面。

另一部则是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别样的、较温和的极权形态。这种形态具体表现为：通过生物工程、试管婴儿以及睡眠教育而非残忍暴行而达到绝对的一致；为了促进工业生产而倡导的无节制消费；为了摆脱性挫折而强制推行的乱交；从聪明绝顶的管理阶层到通过制约使之热爱卑微工作、头脑愚钝的农奴阶层不等的先定种姓制度；还有让人瞬间感到快乐异常和飘飘然而无副作用的“舒麻”。

我们很想知道，哪种模式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冷战时期，《一九八四》似乎占了上风。但自从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权威评论家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购物潮大行其道，形形色色的准“舒麻”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诚然，艾滋病造成的恐慌使乱交行为有所收敛，但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在追求某种浅薄、肤浅、毒品泛滥的“跟风花钱”式生活方式。由是看来，《美妙的新世界》笑到了最后。

但在二〇〇一年纽约双子塔遭袭击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思想罪和踩在人脸上的那只靴子毕竟是不会轻易摆脱掉的。“友爱部”似乎又回来了，而且再也不局限于禁锢在“铁幕”背后的国家，整个西方现在都有了自己版本的“友爱部”。

但，《美妙的新世界》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大型购物中心一直延伸到推土机极目望到的地方。在基因工程领域更加疯狂的边缘地带，有一群狂热分子，在喋喋不休地胡扯什么“优质基因”和“劣质基因”（赫胥黎的“阿尔法”种性和“爱普西隆”种性），终日热衷于搞什么“基因增益”工程（使我们走进一个更加美妙的“新世界”）和天长地久工程。

这两种未来——强硬的和温和的——有没有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变为现实呢？如果是，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妙的新世界》，审视小说对它所描写的有序世界所持的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因为在那个世界中，“现在人人都快乐”。那么，小说中的美妙新世界所兜售的是什么快乐呢？要得到这种快乐，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我第一次读《美妙的新世界》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我十四岁。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某些内容，但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灯笼裤，什么是吊带背心（我甚至不知道，拉链刚问世时被神职人员抨击为“魔鬼的诱惑”，因为拉链可以让衣服轻而易举地脱下来），但对“带拉链的连裤内衣”却记忆犹新：“哧啦！浑圆的粉色内衣像一颗齐齐切开的苹果，从中间裂成两半。随后，双臂一阵轻扭，先抽右脚，再抽左脚。就这样，内衣便像泄了气的皮球，死气沉沉地落在地上。”

我个人就曾生活在“弹力紧身裤”流行的年代，那种紧身裤，如果不拼命挣扎，你根本穿不上，也脱不下来。所以，“带拉链的连裤内衣”这种东西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脱掉“连裤内衣”的那位姑娘，是金发碧眼的性感尤物，列宁娜·克朗。她既无知得出奇，又妩媚撩人——或者，用爱慕她的男性的话说，“气感十足”。列宁娜并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应该一有机会就和她喜欢的任何男人做爱，因为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已，否则就是自私自利。列宁娜脱掉内衣去引诱的那个人是“野人”约翰。约翰是在远离“文明”世界，依靠汲取莎士比亚关于贞洁与淫荡的宏论、祖尼部落的迷信以及自我鞭笞等养分长大的。他信仰宗教，相信世上有浪漫的爱情，相信为自己心爱的人而饱受磨难是值得的。在列宁娜如此随便、如此不知羞耻地脱掉“连裤内衣”之前，他是把列宁娜当成偶像来崇拜的。

两个充满欲望的生殖器从来没有如此不和谐过，于是，赫胥黎的故事就此终结了。

《美妙的新世界》究竟是完美世界的“乌托邦”还是令人作呕的“反乌托邦”，取决于您自己怎么看：生活在新世界中的居民美若天仙，无忧无虑，无病无痛，但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有点让人无法接受。“乌托邦”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OTopia（我—托邦），有人认为该词的意思是“乌有之地”，但也有人认为“乌托邦”一词源于eugenics（优生学）中的eu，也就是说，“乌托邦”的意思是“健康的地方”、“好地方”。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在给自己的作品取名为《乌托邦》时，可能是取了这个词的双关意义，即：“乌托邦”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好地方。

就一部文学作品而言，《美妙的新世界》与先前许多作品都有割裂不断的历史渊源。从远处说，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圣经》的《启示录》，有亚特兰蒂斯神话；从近处说，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有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充满人类理性的慧骃国，有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其中那些愚钝、漂亮的“上层社会”白天在阳光下安逸地玩耍，而那些丑陋的“下层社会”则在地下开动着机器，只有在夜里才会来到地面追食那些交际花）。

在十九世纪——排污系统、医药、通讯技术、交通等领域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许多严肃的乌托邦作品都被主流的乐观主义情怀挖掘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首往事》。

乌托邦作品都对社会现实持批判的态度，又对人类的前景抱悲观的看法。由此，这些作品都近乎于讽刺作品，比如，斯威夫特、莫尔、威尔斯等人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乌托邦作品又都认可这样的观点：人类可以做到尽善尽美，至少可以大大改进。因此，这些作品又都像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文学，比如，贝拉米和莫里斯的作品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浪漫理想主义文学的乌托邦美梦，正如现实生活中乌托邦计划刚要启动就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样。俄国政权和德国纳粹的上台都始于乌托邦愿景。

但正如大部分乌托邦作品已经发现的那样，社会可以变得尽善尽美的构想已经在争议的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假如有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不参与你的计划，你能拿他怎么办？纳撒尼尔·霍桑本人就是现实生活中布鲁克农场乌托邦计划中一个觉悟了的毕业生。他说，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奠基者们本想打造一个新耶路撒冷，但刚开始他们使用的是牢狱和绞架。在乌托邦作品中，对那些反权威的人来说，强制再教育、充军流放、处以绞刑是家常便饭。就像《一九八四》中那样，如果你不爱“老大哥”，那你就成了过街老鼠。（《美妙的新世界》有其较温和的惩罚方式：对于那些离经叛道者，一律流放到冰岛，在那里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可以讨论人类的最后归宿，而不会烦扰“正常”人。）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都具备与现实社会相同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乌托邦作品，还是反乌托邦作品，都回答了相同的问题：人住在什么地方？吃什么？穿什么？如何对待性和抚养子女？谁掌权？谁劳作？公民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经济的运行模式又是什么样的？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W。H。赫德森《水晶时代》等浪漫主义乌托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拉斐尔前派的画面，居民们酷爱飘逸的长袍，居所的自然环境听上去有点像加装了彩色玻璃，点缀了许多工艺品的英格兰乡间别墅。小说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摒弃产业主义，恢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针对最后这个问题，赫德森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即：除了每个乡间别墅里性生活虽然不和谐但仍注定要生儿育女的夫妻之外，统统消灭性。

但，用赫胥黎自己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创作《美妙的新世界》时，他是一个“调皮捣蛋、持极端怀疑论的唯美主义者”，属于聪颖的青年新贵群体，整天围着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124团团转，以抨击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和英王爱德华时代的一切为乐。所以，《美妙的新世界》摒弃了飘逸的长袍、工艺品和环保狂。新世界的建筑风格是未来主义的——用电灯照明的塔楼，还有发出柔光的粉红色玻璃——都市风光中的一切都是极度不自然，极度工业化的。纤维胶、醋酸纤维、人造皮都是作者精挑细选的材料；人们居住的是配备了人造音乐以及各种香水龙头的公寓大楼；交通工具是私家直升机。在新世界中，人们不用再生孩子，孩子是在孵化中心长大的，按照“蜂房”的需要，类型各异、不同批次的孵化瓶沿着流水线移动，孵化出来的婴儿喂养的不是“奶”而是“外分泌物”。在维多利亚时代，“母亲”这个字眼儿总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但在新世界却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污言秽语；在维多利亚时代，乱交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污言秽语，但在新世界却成了社交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列宁娜说：“他今天下午还拍了拍我的屁股呢。”

“你看，这不就得了！”范妮得意地说，“这就说明他的立场了。

绝对墨守成规。”

《美妙的新世界》中刺激神经的笑话都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它首先是让读者而不是我们步步惊心，但仍具讽刺性。维多利亚时代的节俭演变为消费的义务，维多利亚时代“生死相许”的一夫一妻制为“人人属我，我属人人”所取代，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信仰演变为以公共狂欢的方式对人造神——以生产流水线之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命名的“我主福特”——的崇拜。就连歌颂“我主福特”的“波吉狂欢”也颠覆了家喻户晓的童谣，原童谣中“亲亲女孩，让她哭泣”颠覆成“亲亲女孩，使为合一”。换言之，现在你如果不“亲亲女孩”（就像“野人”那样），才会让她“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