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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开学前几天我见到了父亲。因为剩余刑期不满一年，没有转执行，继续收押在看守所。当然，看守所也好，监狱也罢，对年幼的我而言没有区别，无非就是深牢大狱、荒郊野外、醒目的红标语以及长得望不到头的围墙。父亲貌似又瘦了些，也许是毛发收拾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倒是精神抖擞。一见我们，他先笑了起来，可不等嘴角的弧度张开，热泪打着转就往下滚。隔着玻璃我也瞧得见父亲那通红的眼眶和不断抽搐的嘴角。而亮晶晶的脸颊闪耀着稀释光阴的泪痕，和他身后墙上庄严肃穆的剪贴大字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时至今日，每当提到「父亲」这个词，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上述形象。这让我想到罗中立那幅著名的《父亲》——他有一个沟壑纵横的父亲，我有一个泪光盈盈的父亲。

兴许是我们的再三叮嘱起了作用，又兴许是狭长局促的会见室释放出一种逼仄的威严，奶奶死死捂着嘴，硬是没哭出声。爷爷拄着个拐棍，浑身直打摆子。

我赶忙上去扶着，生怕他一屁股坐到地上。母亲远远站在后面，不声不响，像个局外人。俩老人拿着话筒，一把鼻涕一把泪，也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等时间浪费得差不多了，奶奶把话筒递给了我。我颤抖着叫了声「爸」，发现自己也成了泪人。父亲似乎没啥要给我说的，叫了几声「林林」，抹了两把泪，让我把话筒给母亲。母亲却没有接，她转身走了出去。就那一瞬间，父亲嚎啕大哭起来，把身下的桌子锤得咚咚作响。身后的两个狱警赶忙采取行动，这才遏制住了该犯人的嚣张气焰。结果就是会见就此结束，反正时间也所剩无几。临走，父亲叮嘱我要照顾好母亲，别惹她生气。被押离会见室时，他还一步一回头，嘴里也不知道嘟囔着什么。此情此景让奶奶再也按耐不住，鬼哭狼嚎的戏码终究没能避免。

一路沉默无语。等陈老师一走，奶奶就抱怨起来，说母亲不近人情，「和平再有错，那也是你丈夫」。爷爷也不知是不是支撑不住，「咚」地一声就跪到了地上，说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求」母亲千万要「原谅和平」。母亲和我一起手忙脚乱地把他老人家搀了起来，撇过脸，却不说话。许久她才叹了口气，轻轻吐了一句：「你们这都是干啥啊。」

时值正午，烈日当头，夏末的暑气参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凉。我一抬头就瞥见了母亲那两汪晶莹欲滴的眼眸，瓦蓝瓦蓝的，没有半缕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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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对我而言，初三生活除了忙碌，所剩无多。依稀记得一个周末的午后，我们在杂草都有半人高的操场上踢出来几条一尺来长的大鲫鱼。表面光鲜，另一面却被蛆虫蝇蚁叮咬得面目全非。可操场上怎么会有鱼呢？或许有时候，记忆也不可靠吧。然而，那长期被雨水浸泡而起皱的地表在烈日暴晒下崩开的条条裂纹，那依旧茁壮茂盛、根茎却在偷偷泛黄的野草，却都又历历在目。还有我们翻开鲫鱼时嗡嗡而起的黑色蝇群，总是携着让人头皮发麻的躁动时不时地溜出我的脑海。

教室里的鱼腥味似乎成了常态。仅仅一个暑假，干瘪的少女们都挺起了胸膛。

我总是不经意地发觉各种裤缝间残留的褐色污迹。它们包裹着稚嫩的臀部，隐秘又让人恶心。当时大街小巷都刷着红桃k的广告，有个傻逼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知道女的为啥要补血吗？她们每个月都要流好几桶，你说浪费不浪费？」

开学后母亲带高一，倒是清闲了许多。偶尔我也会找母亲蹭饭吃，被小舅妈逮住两次后，就再也不去了。我无法想象她当着众亲戚的面，拧着我的耳朵说：「这林林啊，离开他妈怕是没法活了，羞不羞啊。」

这样一来，我恐怕真的没法活了。

邴婕却姗姗来迟，询问王伟超，他也不知情。直到开学一周后，她才又出现在课间的阳台上。白衬衫，火红的背带裤，高高翘起的马尾，闪亮轻盈，一切如故。只是柔弱的眉宇间会不经意地浮现出一丝阴霾，在一缕清风拂过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远远地看着，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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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陆永平已是九月中旬。由于初次探监不懂规矩，奶奶给拾掇了整整两大编织袋的杂七杂八——其中包括两个南瓜，都原封不动地拉了回来。这次爷爷说什么也要喊上陆永平，「甭管有没有熟人，拉上他总不会错」。我当然不愿意去。母亲本来也不去，但终归架不住俩老人的死缠烂打。奶奶依旧不吸取教训，只要能想到的，她都要给捎过去。连一贯笑眯眯的陆永平都皱起了眉头。临行，陆永平按下喇叭，问道：「小林你真不去？」

说着他眨了眨眼。瞬间一阵惶恐的巨浪从我体内呼啸而过，几乎条件反射地，我望向母亲。她正和奶奶说着什么，碎花小翻领托着一截白皙修长的脖颈，秀发盘在脑后，发迹线下散着一簇微卷碎发——在一抹饱满日光的铺陈下，是那么娇柔可爱。二话不说，我立马蹿上了车。

这次会见双方都克制了许多。最起码，奶奶已能吐出完整字句了。她老人家心情很好，甚至要让父母单独讲几句。这简直有点像国产电视剧里的情节，搞得我一愣一愣的。然而不等回过神，可怜的我就被奶奶一把拽了出去。

陆永平呆在走廊里，斜倚着长凳，正和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海侃着。远远就能看见他上下滚动的喉结、暴凸的青筋以及频频射向阳光下粉尘的点点唾沫。见我们过来，陆永平立马招呼爷爷奶奶坐下，介绍说这是什么什么科长，这次可多亏了他。俩老人赶忙又起身，一阵感激涕零。胖子大手一挥，说都自己人，根本不是事儿。我僵硬地坐着，也不知该不该站起来，只觉得凳子硌得屁股疼。那是八九十年代遍布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长凳，褐色的油漆早已脱落，露出千疮百孔的条纹状裸木，扑鼻一股腐朽的气息。或许还有消毒水的味道，我也说不好。

总之一阵百无聊赖的抠抠挖挖后，一条肥白大青虫钻了出来。脑袋黏糊糊地卡在我的指甲缝里，身子还在兀自扭动。至今我记得它那独一无二的褐色体液——像极了人血——我把它拿给奶奶看，却被一巴掌扫到了地上。

回家路上，爷爷突然一拍大腿。大家忙问怎么了，他老人家含混不清，口水都耷拉下来：「看这记性，咱都见过和平了，永平可还没见呢！」

陆永平呵呵笑着：「有规章，近亲才能会见。」

奶奶说：「咋，自己亲兄弟还不算近亲？再说有x科长在，这点小事儿还办不成？」

陆永平又是哈哈两声：「也是，下次看看吧。」

车里的燥热气流让我有些心神不宁。下意识地，我通过后视镜扫了母亲一眼，不想她也看了过来。我赶忙低下头，揉了揉鼻子，却嗅到一股混着草料的腥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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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年抗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件事：第一，长者提到胸口的裤腰带；第二，那头幸运的、被广大官兵精心呵护的猪；以及第三，前前后后搞了三次的赈灾募捐。其他年级不知道，初三学生每人至少10块，三次就是30。为此不少家长到学校抗议：为啥是我们给别人捐款，而不是相反？也有同村村民来找母亲，起初母亲只是微笑应付，找教务处协商，后来迫不得已就把问题反映到了教委。在各方压力下，第三次募捐宣告流产。

记得就是募捐流产后不久，一场姗姗来迟的冰雹裹挟着夏天不甘示弱的暴戾突袭了这个东部小城。自行车棚塌了大半，篮球架也横七竖八地躺了一操场，遍布积水的校园让人想起末日降临前的索多玛城。即便门窗紧闭，还是有不少雨水挤了进来。我们把桌子并到一起，点起了蜡烛。一种难言的喜悦合着窗外的电闪雷鸣在烛光间兴奋地舞蹈。这是一种年轻式的愚蠢，一种难能可贵的孩子气，好在晚自习放学前丧心病狂的大雨总算放缓了一些。老师抓住机会，宣布立马放学。

走廊里挤满了学生家长，校园里的水已经淹到了膝盖。唯一的光源就是手电筒，当然，还有不时划过夜空的闪电。我站在嘈杂的人群里，看着水面上来回穿梭的各色光晕，恍若置身于科幻电影之中。正发愣肩膀给人拍了一下，我回头，是母亲。她递来一把伞，示意我跟着走。那天母亲穿了套灰白色的棉布运动衣，脚上蹬着双白胶鞋，在灰蒙蒙的夜色里闪耀着清亮的光。她像条水蛇，游荡过拥挤的人流。我双手抱臂，亦步亦趋，浑身却直打哆嗦。到了楼梯口，母亲倒出一双胶鞋，让我换上，完了又变戏法似的拎出一件运动衫。我一把拽过去，穿上。

母亲笑盈盈地看着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冷呢。早上咋给你说的？」

那晚我和母亲在教职工宿舍过的夜。至今我记得操场上的汪洋大海——手电似乎都探不到头。我们在齐膝的水中「哗哗」而行，海面上荡起魔性的波澜。我禁不住想象，在远处，在那隐蔽的黑暗中，是否潜伏着不知名的神秘巨兽？

宿舍里也是黑灯瞎火。母亲拿着手电一通乱晃后，终于摸到了烛台——其实就是啤酒瓶上插了根蜡烛而已——火柴却怎么也划不着。我接过去，这才发现母亲小手冰凉，肩膀都湿了大半。毫无疑问，她是专门从家里赶来的。我鼻子一酸，感到一支隐秘的鼓槌在心头敲起。也许是受了潮，火柴确实不好起火，我擦了一根又一根，开始焦躁不安。母亲噗哧笑了出来，伸手说：「笨，还是我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