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监狱前,你必须全身脱得精光,回到最原始的你。脱掉鞋子、腰带,解开皮夹、手表、圣人勋章,拿出口袋里的零钱、手机,摘掉别在衣领的小十字架,再把驾照交给穿制服的警官。你从这些举动中得到的报答,是成为一位匿名人,得以进入这处一旦入内就不得其门而出的场所。
“神父,”一位警官问,“你还好吗?”
我试图微笑点头,想象他眼中所见到的景象:一位高大强壮的男人,一想到即将进入这所监狱,便吓得全身发抖。不过,我曾经赢得摩托车锦标赛,自愿和年轻的帮派少年交流分享,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毫不迟疑地打破一般人对神父的刻板印象。然而身在此地的,却是一位我曾亲手为终结他的生命投下赞成票的男人。
还有——
自从发愿以来,我不断请求上帝赐给我弥补的机会,因为我对他所做的,是再也无法对他人所做的行为。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我早就知道,最后自己将和薛·布尔能面对面。
他是否认得出我?
我是否认得出他?
仿佛藏匿了什么东西似的,我闭气走过金属探测门。我确实心里有鬼,但这些秘密并未启动警报器。我开始把皮带重新穿回裤子上的环扣,把匡威运动鞋的鞋带绑好。我的手依然在发抖。“迈可神父,”我抬头看见另一位正在等我的警官,“科因典狱长在等你。”
“好。”我跟着警官穿过灰暗阴森的走廊。当我们与犯人擦肩而过时,警官侧身而行,如同一面介于我和犯人之间的盾牌。
我被送到一间行政办公室,那里能俯瞰整片州立监狱的内院,那里受刑人们排着队伍,从一幢建筑物走向另一幢。他们身后是一面覆盖铁丝网的双重围墙。
“神父。”典狱长是一位矮壮的银发男人,他主动伸出手来,脸部的扭曲算是微笑的招呼,“我是科因典狱长。很高兴认识你。”
他带领我进入个人办公室。内部出人意料的现代化,宽敞的空间,没有书桌,只有一张简陋的不锈钢桌,散乱放着笔记和档案。他一坐下,立刻拆开一小块口香糖。“戒烟口香糖,”他解释道,“我太太要我戒烟,老实说,我情愿被截掉左臂。”他打开一捆边缘贴着号码的档案,里面应该有薛·布尔能的名字,“我很感谢你能前来。我们现在正缺一个礼拜堂神父。”
监狱内有一座全天候礼拜堂,那里的一位主教制神父必须飞回澳大利亚,陪伴垂死的父亲。如果一位受刑人请求与神父对话,那监狱必须去邀请一位本地神父前来。
“我很荣幸。”我撒谎道,内心记下了稍晚自己赎罪时该念的《玫瑰经》片段。
他把档案推向我:“薛·布尔能。你认识吗?”
我迟疑了一下:“谁不认识?”
“是啊,那个新闻记者是个婊子,请原谅我的措词。没有外界关注,我一个人也能处理好。这下可好,犯人想在处决后捐赠心脏。”
“天主教支持器官捐赠,只要是在病人脑死亡,无法自行呼吸的条件下。”我说。
这答案显然不合适。科因皱着眉头,摊开一张卫生纸,朝里面吐掉口香糖:“是,很好,我懂。可现在的情形是,这男人来日无多。他是杀人凶手,两条人命。难道他会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十足的人道主义者,又或者,他是想利用大众的同情,躲掉处决的命运?”
“或许他只是想让自己死得有意义……”
“毒药注射是用来停止犯人的心脏的。”科因直言不讳。
今年稍早,我曾在类似的情况下帮助过一位教友。她儿子在一场摩托车意外事故中脑死亡,她决定捐赠儿子的器官。当时医生解释,脑死亡并不等于心脏停跳。她儿子就像昏迷不醒的人,几乎没有复原的可能,然而感谢呼吸器的存在,让他的心脏保持跳动。如果是心脏死亡,器官将无法捐赠。
我坐回椅子:“科因典狱长,我以为布尔能犯人要求见一位精神辅导员……”
“没错。我们希望你劝他放弃这个疯狂的念头。”典狱长叹气道,“我知道这话不好听。但是布尔能将被州法处决,这是事实,不论那是否会成为一场余兴节目,还是得被小心慎重地执行。”他凝视我,“你是否清楚自己要做的事?”
“再清楚不过了。”我安静地说。
那一次,我曾经让他人带领自己,我认为他们知道得比我多。另一位陪审团员吉姆引用耶稣登山宝训之中“以眼还眼”的句子来说服我,“杀人偿命”的决定是正确的。可今天我却明白,耶稣所说的事实上完全相反。他在批判那些用刑罚调解罪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