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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一九二八年七月，何叔衡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与徐特立等一起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一九三○年七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一九三三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内中的原因，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一九三三年第十七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一样，即何叔衡右倾。

实际上，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日益加剧。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撤出江西，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一百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何叔衡保管。

由这么五个人组成的一支特殊的队伍，化装成贩卖香菇的小商人，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进着。

当他们越过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今属江西）的汤屋，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何叔衡为之一喜，诗兴大发，与瞿秋白一唱一和。

笑颜一闪即逝。形势紧张，沿途的地主武装已经注意到这支特殊的队伍。

他们不得不改为摸黑行进，白日休息。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一个孕妇，在漆黑的山间小道上行走，异常艰辛。所幸何叔衡和瞿秋白意志坚强，并不畏惧酷劣的环境。

如此昼伏夜行，一夜连着一夜。

四月二十二日夜里，他们渡过了汀江。

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也有的说是二十四日），他们来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

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

“义勇军”急告驻守在水口镇的国民党保安第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

“紧急集合！”李玉下令。

“义勇军”队长范连升带路，李玉率领二营悄然包围了小径村。

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双方互射，战斗十分激烈。

一边抵挡，快枪队一边护送何叔衡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

何叔衡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怎敌得上保安团的士兵快疾的步子？

还未到大山上，何叔衡便给保安团追上了。

一阵乱枪砰砰射过之后，何叔衡受伤倒在一块水田旁边。

两个保安团士兵见何叔衡倒下去没有动静，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叔衡身边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砰！砰！保安团士兵连连开枪，何叔衡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五十九岁。

瞿秋白和张亮躲在草塘里被俘。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长汀城中山公园里，国民党的临时军事法庭宣读了由蒋介石签署的枪决命令之后，瞿秋白唱起了《国际歌》，走向一片葱茏的青草地，席地而坐。瞿秋白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无情的子弹，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殷殷鲜血，染红了茵茵嫩草。终年不过三十六岁！

唯一在战斗中突围的邓子恢，解放后曾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第八部分：锤炼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杨明斋最初作为俄共（布）党员，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明斋之死，曾是一个谜。

过去，杨明斋的卒年，被写成“一九三一年”，或者说是“一九三一年后”。

关于杨明斋之死的最为权威的说法，是《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三辑所载《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一文，曹靖华回忆了周恩来跟他在一九五四年的一次谈话，内中谈及杨明斋：

“后来他（引者注：指杨明斋）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

为了弄清杨明斋的身世，华东石油大学马列教研室教师余世诚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一九八八年九月，余世诚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查找杨明斋的下落——因为杨明斋死于苏联，苏共的档案中会有准确的记载。

戈尔巴乔夫认真地批转了余世诚的信。

不久，余世诚收到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来信，说他受苏共中央的委托，作如下答复：一九三○年一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越过中苏边界，直至这年秋天，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做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一九三一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阿斯克，当勤杂工。一九三四年八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一九三八年二月，杨明斋被以捏造的罪名逮捕，同年五月被杀。

现在，根据苏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对所有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该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