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小韶在《白毛女》中并不是扮演喜儿的主要演员。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出场两次,前后加起来只有六句台词。因此戏演了不到一半,她就从舞台上下来了。花家舍的观众即便在看戏时也保持着良好的秩序。他们表情木然,自带小板凳,在堆满麦秸的打谷场上坐得整整齐齐。尽管他们一年到头始终反复观看同一场戏,但却永远像第一次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时为演员的表演而鼓掌,为人物的不幸命运而唏嘘流泪。
因谭功达是惟一一个站着看戏的人,小韶尚未来得及卸妆,一下就找到了他。
“怎么样,我演的还不错吧?”
“好,好,”谭功达笑着敷衍道:“好极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怎么样?”
“可戏还没完呢。”
“我已经看过了。”
“是正式谈话呢,还是随便聊聊?”小韶汗涔涔地望着谭功达,眼睫毛上亮晶晶的,像是涂了一层银粉。
“当然是随便聊聊,”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你穿着这么厚的戏装,不觉得热吗?”
小韶嘿嘿一笑,随后麻利地脱下戏装,露出了里边的白色圆领衫。袖口还滚了一道红边。
“咱们去哪儿?”
“去你家怎么样?”
“不行。”小韶的脸色立刻黯淡了下来,“我家不太方便,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疯子。”
谭功达偶然瞥见近旁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摇着蒲扇,充满警觉地朝这边瞪了一眼。眼神中满是怨毒和鄙视,令人不寒而栗!幸好小韶正忙着脱衣服,没有看见。
“那我们就在村中随便走走怎么样?”
小韶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胳膊,她的手也是潮潮的。她不安地朝广场的四周看了看,然后低声说:“你跟我来。”
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打谷场,沿着长廊的石阶朝湖边走去。
“你刚才说你们家有一个疯子?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哥哥。”小韶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原本是公社篮球队的队长,篮板好,球又投得准,可是去年国庆节以后,他就忽然发了疯。”
“怎么发的疯?”谭功达和她并排走在一起,轻声问道。
“唉,都怪那场篮球赛!去年国庆前,从河南来了一个参观团,随团还带来了一个篮球队,队员全部是由聋哑人组成的,与我们公社打了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又都是残疾人,公社就规定我们必须输三球以上。可我哥哥一上场,打着打着就把这茬儿给忘了,最后竟然赢了人家8分,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比赛结束后,我哥哥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饭也没吃,倒头就睡。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到了后来,就这么慢慢疯掉了。”
“一定是哪位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对不对?”
“没有,根本没有。”小韶转过来,静静地看着他,“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批评他,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甚至,他还是篮球队的队长。因为并没有任何人出来宣布他被解除了职务。可是,再有篮球比赛的时候,领队就不安排他上场了,有的时候也不通知他。在这件事情上,公社方面没有任何不当。人家没让他写检查,没有公开批评,就连一句轻轻的责备都没有。要怪就只能怪我哥哥一时冲动。事实上哥哥发病之后,公社方面还专门派人带了礼物上门探望,后来又把他安排进了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享受的疗养院。因为哥哥发起疯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公社还派了两位练摔跤的小伙子专门看护他。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他丧失了劳动力,但口粮一斤不少。再后来,我哥哥把两个看护中的一个摔得双腿骨折,另一个下巴脱了臼,公社才通知我母亲,建议将他送到省里的精神病院做电疗。可我母亲没有同意,公社也尊重我母亲的意见,就让母亲把他领回去了。”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谭功达皱了皱眉,又问道:“既然没有任何人惩罚他,他怎么会为此发了疯?想必其中另有隐情吧。”
“这正是事情的关键,”小韶说,“也是花家舍最大的奥秘所在。你若是在我们这里住久了,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