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俊往卧室的方向看了看——屈笛在那里,两个小孩的目光短暂交汇,余俊看向张蕊芬,郑重道:“阿姨,我明白了。”
余俊在张蕊芬家中住了十天左右,其间付军河多次往返谦城和寰桥镇,背着张蕊芬打听了不少外地人的消息,和之前几起儿童侵害事件。
越是了解得深入,他越是理解张蕊芬的心情。
寰桥镇警察找不到加害者,即便有怀疑的目标,也根本没有证据给对方定罪。那些外表光鲜的外地人仍旧活得好好的,受苦受罪的只有被他们伤害的孩子,以及孩子背后的家庭。
他得知,几乎所有家庭都后悔将这事说出来,连积极报警的几户人家也退缩了。
他想,说不定张蕊芬的决定才是最正确的。两个孩子的伤都不重,等十天半月之后伤好了,外人谁都不会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而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再让他们受到伤害。
可他忽视了一件事,那就是小孩最难控制,大人也很难跟小孩说清道理。为了确保余俊和屈笛不将事情说出去,张蕊芬一再向他们灌输——你们做了错事,所以才受到伤害,不要声张,不要让外人知道你们犯了错。
屈笛总是小声哭泣,说:“妈妈,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不说。”
余俊则是沉默地咬紧牙,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伤好之后,余俊回到自己家,两个小孩都重返校园。
张蕊芬对自己的孩子很放心,但害怕余俊会一不小心说漏嘴。她并不关心余俊会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她只是担心屈笛会受到牵连。
好在屈笛比余俊大一个年级,两人几乎没有交集。
不过即便如此,张蕊芬仍旧忧心忡忡,经常观察余俊,还让付军河想办法注意余俊的一言一行。
付军河来寰桥镇的次数更多,渐渐发现,屈笛变了。
屈笛以前就有些腼腆,但别人和他说话,他会笑着回应,是很招人喜欢的性格。可现在呢,屈笛沉默寡言,反应迟钝,像是给自己修筑了一个笼子,住在里面不出来。
付军河觉得这不对,但又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和张蕊芬沟通,张蕊芬说受到创伤的小孩都会这样,但慢慢就能好起来。
在又一次目睹张蕊芬对屈笛说“你犯了错”时,付军河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了。
被侵害本就是一件非常痛苦而耻辱的事,张蕊芬为了控制屈笛,还要将这一切都算在屈笛头上。
屈笛还这么小,根本不会自己思考,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既痛苦又惭愧,渐渐在所有人面前都抬不起头。
“你不能这样说他!”付军河难得地对张蕊芬发了火。
“你懂什么?”张蕊芬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我不这样说,他就不懂得害怕,就可能将那天的事说出去,那他将来怎么办?你不知道镇子上的人嘴碎吗?流言蜚语会跟随他一生!我这是为了他好!”
一句“为了他好”将付军河堵得哑口无言。
张蕊芬哭得更加厉害,“你当年说走就走,你为我们母子俩做了什么?屈笛是我拉扯大,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指点点?”
反抗刚揭了一个头,就被压下去。付军河看着屈笛日渐消沉,曾经背着张蕊芬,偷偷去找过白兰玲。
那时,受害女童们的家长开始抱团取暖。他在沿海工作时,知道有什么失独家庭、自闭小孩家庭互相开导,觉得带屈笛和他们交流一下,也许对屈笛有好处。
可是他还是退缩了。那天他虽然带上了屈笛,却无法说出那个秘密。而且他虽然是屈笛的亲生父亲,名义上却只是叔叔,他做任何事都可能引来议论。
最终,他放弃了努力。
屈笛越发沉默,张蕊芬跟付军河说,寰桥镇很快就要整体搬迁了。只要离开这个小地方,应该就没事了,换一个环境,屈笛一定会慢慢好起来。
到谦城之后,张蕊芬在一个小医院继续做护士,付军河在自己的家庭和屈家两头跑。张蕊芬特意给屈笛找了一个没有寰桥镇学生的学校,而屈笛从最初的不爱说话,变成了不再说话。
张蕊芬和付军河都很着急,在屈笛念高二时,付军河四处打听,找到一个名叫邱辉的心理医生。
那年头,心理医生少之又少,极少有人关注心理问题。
张蕊芬本不同意让屈笛去看心理医生,但眼看着儿子几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终于答应试一试。
在邱辉的帮助下,屈笛的情况好了一些,勉强读完高中。
这时,围绕着他们一家,发生了几件非同寻常的事。
余俊高中毕业后离开谦城,而在这些年里,付军河时不时关注他,发现他与许多男同学之前关系亲密,还喜欢穿女装。
余俊的离开让张蕊芬和付军河长出一口气。
也是在这个夏天,付军河的妻子出车祸去世,两人一直没有孩子,付军河彻底没了束缚,按理说可以和张蕊芬结婚了,可经过这几年,他渐渐有了自己的计较——就在一年前,机缘巧合,他在给警方提供线索后,成为警方的线人,谦城的警力比寰桥镇强大得多,他抱着一丝希望,想着也许将来可以借助警方的力量,找到伤害屈笛的人。到时候,就算法律奈何不了对方,他也要让对方吃点苦头。如果与张蕊芬结婚,说不定会连累张蕊芬。
张蕊芬也不再是当年渴望婚姻的少女,照顾屈笛已经让她心力憔悴,她既自责,又认为自己没有做错,甚至还有一点嫉妒余俊——为什么同样的事,余俊能好起来,她的儿子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