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九咬了一口,满意地说:“你可真会吃啊。”
叶子农说:“巧克力是戴梦岩送的,我哪儿会买这种东西。”
老九笑笑,说:“俺想说又不敢说呢,行啊你,给梦姐弄到手了。”
叶子农说:“嘿,咱再不自量,也没昏头到敢打梦姐的主意。这回是梦姐走眼了,愣把一块土坷垃看成巧克力,啥眼神啊。咱是豪门宴上的土包子,甭凑,凑到一块都别扭。”
老九嘿嘿一笑。
老九几口就把小面包吃完了,洗洗手,两人到了客厅。这次叶子农不让老九坐那只塑料凳子了,而是把木凳子让给老九。
叶子农问:“啥当紧的事?”
老九说:“你还问我?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危险吗?咱一竿子戳到底吧,我是来盯你回北京的,你不走我就在这儿跟你耗着,红川我已经耗过一次了,也不稀罕了。”
叶子农说:“九哥,你这么惦记兄弟,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说谢太轻薄……可你真不该这个时候来,特别是你要在北京做生意,你跟个汉奸扯在一起能有啥好果子?九哥也别嫌我说话难听,我这儿的事真不是你能操心的。”
老九说:“我想等你光鲜了沾你光,这中不?我知道你不是孬种,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这不是来了嘛,咱有个台阶就下来,没人说你胆小鬼。”
叶子农笑了,说:“九哥,咱不是好汉,不管是眼前的亏还是将来的亏,只要是该咱吃的亏咱都吃,咱就是做胆小鬼也得做个童叟无欺的不是?不用谁给顺个梯子。”
老九说:“不是好汉,也不在乎孬种胆小鬼,那就更没啥了,赶快离开这里。”
叶子农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平常就行。居留快到期了,正常的话当局是不会再给延续了,到那时候我就滚蛋呗。”
老九不解地问:“那你在这儿耗啥呢?跟谁耗呢?你不知道你有危险吗?你这么好使的脑子咋这点事看不明白呢?”
叶子农不说话了,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烟,想着什么。
老九着急,催促道:“说话呀。”
这时厨房里的水烧开了,传来蜂鸣的声音。叶子农把大半支烟搭在烟灰缸边上,却并没有去厨房,而是去了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两张纸过来递给老九,这才去厨房。
老九一看,惊呆了,竟是叶子农的遗嘱。遗嘱一式两份,内容都一样,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德文书写,老九看不懂德文,但英文和中文都看懂了。遗嘱很短,内容是:
如我有不测,不要留骨灰和墓地,就让我顺烟囱飘了,请尊重我这个愿望,谢谢!
叶子农 1992年2月7日 柏林
叶子农到厨房冲了一大茶缸茉莉花茶,端到客厅,倒上两杯,这情形似曾相识,几乎就是两人去年秋天在北京四合院聊天的翻版,但此时的老九却一点也没感到亲切。
老九拿着遗嘱愠怒地说:“你傻呀?还是匹夫之勇?”
叶子农从烟缸拿起已经燃了一大半的烟抽了一口,说:“不想拿出来的,这不是被你逼得没辙了嘛,这东西也只是预备万一的。”
老九发火地问:“可你为啥呀?跟谁呀?”
叶子农说:“跟谁都没关系,也不为啥,就是个人的一种态度。你跟赵一曼说:别打鬼子了,要丢命的。你跟贪官说:别贪了,要杀头的。有用吗?没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我也一样,我就这德行,只能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
老九问:“你啥德行?”
叶子农说:“我认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端主义,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歪说、邪教,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讲因果、讲实事求是。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被吓得缩起来,我会觉得羞耻。这不是跟谁斗争,这只是我对这个事物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必须得以支付生命为条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赶快,是被极端主义吓倒了,揣上个这心病过日子,那还过个啥劲呢?赶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干吗非跟活过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过平常日子的。再往大点说,咱不是过好的也不是过坏的,咱是过条件可能的,包括了价值观的这个条件。”
老九说:“那还是没排除危险嘛!”
叶子农说:“我不否认有一定概率的危险,但是也别放大了。人类死于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谋杀,人就不生活了?危险不是来自民主、爱国,而是来自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极端主义。不管是民主的极端主义还是爱国的极端主义,不管是种族的极端主义还是宗教的极端主义,都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就是欧洲独有的吗?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极端的人、极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无法否定叶子农的观点,也就无从说服叶子农。老九并不知道布兰迪曾经用过一句话评价叶子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但是此时此刻,他心里想说的正是这句话。他从叶子农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场,却又说不清,道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