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语死神”几乎立刻就接了起来,他的声音虽然比平常更轻,却沙哑得听起来像是强酸流过碎石地。太多的压力、太少的睡眠,又有太多的失望,实在是常人难以负荷的。
我告诉他我们试图追逐撒拉森所犯的错误,然后解释我想试的—没讲细节,只是个大概。幸好,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不必仔细跟他解说。
我说我们暂时不能引渡库马利,还要说服总统延后他的全国演说。“我需要时间准备,大卫。”我说。
他干笑一声。“你想要的,我偏偏没有,”他说,我再度听到他声音里的苍老,“我们没办法延后,我二十分钟前跟他谈过—不可能的。”
我为自己的方法辩驳,不断恳求他。最后没有办法,我生气地告诉他最好听我的话,因为我是我们这一辈最棒的情报员,而且,操他的,我告诉他我们还有机会。他沉默片刻,我知道,刚刚这种露骨的自傲实在太不像我的个性,于是吓到他了。他叫我等一下。
于是我继续在乱流中横冲直撞—既是实际,也是比喻—等着他用另一线电话打给总统。几分钟之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走过他家书房里的木头地板。
“我刚刚跟葛洛弗纳谈过,”他说,“他不觉得行得通,他不相信—”
“耶稣啊!”我打断他,“你有跟他解释我们犯的错吗?”
“当然有,”“低语死神”简短地说,“我说我们像一帮杂牌军到处乱闯,但其实我们应该要像亡命之徒等着火车过来。这样讲够清楚了吧?”
“他还是不接受吗?”
“你没听我讲完。他说他对这个做法没信心—但他对你有信心。你有36小时。”
我松了口大气。又一个得救的机会,又一个赎罪的机会。“谢了。”我难为情地说。
“打电话给我们,不管是好是坏。如果状况开始恶化,他希望立刻知道。他已经准备好对全国演讲的稿子了。他说不要有错误的期待,不要让渴望压倒理性。要是结果是一堆屎,就不要想擦亮它。”
“好。”我回答。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我再给你另一个号码,以防万一出了状况。是葛洛弗纳的。”
尽管我的记忆力很好,但我不想冒险,于是我拿出手机,把号码输入,设定速拨代码是“911”。我还没设定完,“低语死神”就要开始进行了。
“好吧,我们有三十六小时,也有大致的计划。现在我们来讨论吧。第一步是什么?”
“一通电话,”我回答,“不能由我们自己打—必须搞得很逼真。我们在土耳其情报部门内部,最高层的线人是什么职位?”
由于土耳其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我知道中央情报局就像每个主要情报部门一样,一定花了很多年,在土耳其情报局内部经营了叛国的线人。
“低语死神”没吭声—我问的事情属于全国最高机密。
“大卫?”我催他。
“有个人我们可以用。”他不情愿地说。
“谁?”
“土耳其情报局有两个副局长,”他最后终于说,“其中一个从小是逛沃尔玛大卖场的,但是他比较喜欢名牌古驰,懂了吧?”
“简直了……副局长?”我说,非常震惊。尽管在“空降师”待了几年,我还是很惊讶间谍世界内部的背叛层级之高。“这件事情他不会喜欢做的。”我说。
“他非做不可—他怕我们会跟土耳其政府供出他来。或许现在土耳其还会吊死叛国者。细节是什么?”我听到他翻找出一支笔,打算要记下来。
我讲完之后,他把要点跟我回报一次。结果他不光是记录而已,还在记录的过程中改进、加强,再一度,我感谢上帝有一个这么棒的项目调度官。
“那现在怎么办?”他问,“打电话给他,叫他去做?”
“没错,要赶快,不然我们就没机会了。”
我挂断了电话,然后,趁“低语死神”去跟那个土耳其情报局副局长丢炸弹的同时,我用力敲了驾驶舱的门。然后听到里头那位前美国空军的驾驶员的声音从对讲机传来。
“什么事?”
“改变计划。放弃加沙,我们要去博德鲁姆。”
门打开来。“博德鲁姆在哪里?”
我吼着告诉他答案,同时转身走向那个电话间。我还有另一通紧急电话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