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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铭记那一夜（第1页）

我的匿名通话者再也没有给我打来电话，我想同那些在大浅滩正式搜索过泰坦尼克号残骸的各种各样的探险队接触的计划也没有结果。至于船上的那两桩谋杀案与有可能存在的放在冷冻舱里的那两具用帆布袋装殓的尸体，最初被我看做是午夜梦回时某个无聊的人突发的怪念头。

当然，我也无法同那些非正式的探险队接触——考虑到缺乏像罗伯特·巴拉德的“阿尔文”那样的深海潜水艇，我也怀疑是否有这样的探险队存在——因此，证实一下我的通话者的故事是否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不可能甚至是无望的了。

调查梅尔与杰克·福特尔的女儿维吉尼亚在西图艾特的那个四月的下午告诉我的故事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事实上，罗曼德夫人告诉我的那两起谋杀案几乎与己知的历史事件完全契合，同时，它也解答了一些困扰着调查者的问题（举例来说，为什么史密斯船长取消了星期天的救生演习）。

不幸的是，我只同罗曼德夫人交谈了一个下午。过了不久，她就去世了。

现在，我们确切地知道的是：谁在那场灾难中死里逃生，谁没有活下来，而且——尽管那可怕的一夜骚乱不安——我们至少了解到一些在当时的背景下，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悲惨甚至是悲壮的举动。

从资料上记载，大约午夜十一点四十分左右的时侯，泰坦尼克号——以将近二十三节的速度——与一座冰山擦肩而过，在此之前，船长与船员在这个海域里收到了许多有关冰山的警告。由于船上的救生艇太少，加上船员与乘客对轮船的损坏程度了解得不及时，这使得灾难衍变成了悲剧。到了凌晨两点二十分，泰坦尼克号沉没了，带走了许多乘客与船员的生命，让一千五百多人漂浮在冰冷的海面上，或者沉没到冰冷的海底。

阿奇博尔德·布托少校与弗兰克斯·米勒特同其他几位乘客在一起，帮助妇女与儿童登上救生艇，当所有的救生艇都离开以后，这些绅士们回到吸烟室里继续玩牌，直到桌子倾斜无法再玩。一些低级小报编撰了一些关于布托少校在甲板上的故事，说他拿着一根手杖甚至一根“拨火棍”赶走下等舱的乘客，这在有关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新闻报导里广泛流传。

有人最后看到阿奇博尔德·布托少校站在主甲板的一侧，面色凝重，像一位优秀的军人一样平静地等待着他的命运；他的朋友弗兰克斯·米勒特陪伴着他。这两个男人都在沉船时死去了，米勒特的尸体被麦凯伯尼号的船员发现了，这艘船的任务就是在冰冷的大西洋里尽可能地打捞泰坦尼克号遇难者的尸体。

史密斯船长的命运仍然是一个疑团，关于他在甲板上的举动有各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当时的新闻界把他塑造成了一位英雄，但是另一些报道说他当时处于迷乱甚至紧张的状态中，看起来更为可信。仍然有一些目击者回忆说看到他拿着一只扩音器，指挥那些救生艇返回来搭救更多的乘客（这个命令没有被执行）。

有一个传说说他用一只手枪自杀了，但是更可信的说法是———位乘务员看到他的船长走上船桥，就在巨轮的上层建筑坍塌以前——他有可能被急冲进来的海水冲走了——这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杀。

另一位船员报告说看到史密斯船长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手中举着一个婴儿，就在他的轮船完全沉入到海底之前。船长游到了一只救生艇前，把那个婴儿递上去，然后又游走了，在他的轮船沉没之后，他也随之沉没了。

最后一个可信的报道说史密斯船长在冰水里，为他的几名想要爬到倾覆的救生艇上去的船员加油，他喊着：“好孩子们！好孩子们！”一只小桨被递给史密斯船长，但是他没有够到，然后一个巨浪把他卷走了。

关于那一夜的许多有名的故事——看起来仿佛是某种传奇——其实都是真实的。

艾斯德·史朝斯，考虑到他的年龄，在第八号救生艇上为他提供了一个座位，但是看到其他年轻的男人仍在等待，他拒绝了；而爱达·史朝斯拒绝离开他的丈夫。

“我不会同我的丈夫分开，”她说，“我们将同生共死。”

他们做到了。

海洋收留了史朝斯夫人的尸体，而她丈夫的尸体被打捞上来，葬在布鲁克林的贝瑟尔公墓。四万人参加了这对夫妇的追悼会，安德鲁·卡内基为他们读了颂辞。

本杰明·古根汉姆，起初他抗议救生带令人不舒服，之后他抛弃了救生带换上了最好的晚礼服，同他的贴身男仆在一起，优雅地等待着死亡。他说：“我们已经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准备像绅士那样沉没。”奇怪的是，他最后的念头——至少他认为或许会被人们记住的最后的念头——却同他长期受苦的妻子有关，他写下了如下的字句：“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请告诉我的妻子我已经尽力尽责了。”

对于古根汉姆夫人来说，当阿尔伯特夫人——她同另一只救生艇上的乘客都被喀尔巴千号营救——回到岸上，自称为“本杰明·古根汉姆夫人”时，这对她或许是一个小小的安慰。此后，古根汉姆的生意一落千丈，他的蒸汽泵公司在他死后也岌岌可危，他只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了五十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汤姆斯·安德瑞斯，他是第一个明白他的轮船遭到了灭顶之灾的男人，他对泰坦尼克号上的各类乘客编造着各种借口，为了鼓起他们的勇气与信心。他果断地工作着，指挥那些妇女与儿童尽可能多地登上救生艇，但是最后，绝望终于压倒了他。

安德瑞斯最后被人看到是在吸烟室里，他凝视着挂在墙壁上的一幅宁静的海景图，救生带漫不经心地放在一边，从绿色桌面的一侧半悬下来；他的双臂抱在一起，肩膀消沉地垂着。一个乘务员很快地穿过那个房间，问他：“您不打算试一试吗，安德瑞斯先生？”但是这位轮船制造者根本没有听到这个问题。

威廉姆斯·T·斯泰德也在吸烟室里被人看到，看起来他似乎沉浸在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当中，对身外的骚乱漠不关心（他曾经放下书，休息了一会儿，在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时，他是少数几个待在甲板上的人之一）。他继续读着书，直到最后一刻，那时，有人看到他平静地站在甲板的栏杆前。他从来没有向其他乘客提到过他对轮船沉没的预言，而且他——就像摩根·罗伯特逊，那本《徒劳无功》的作者一样——也写了一本关于轮船与冰山相撞的小说，由于船上缺少救生艇，许多生命都因此丧失了。

“这正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在一八八六年指出，“也正是必将发生的事情，如果轮船上缺少足够多的救生艇。”

他的尸体一直没被找到。

三等舱的乘客阿尔弗莱德·戴维斯在这次灾难中丧命。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叔叔与两位兄长。他们的父亲在追悼会上形容他们是“最好的小伙子”和“最好的儿子”。

在第六号救生艇里，麦琪·布朗勇敢地同那个负责的讨厌的船员相对抗，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沉的布朗夫人”的名声。她从来没同她的丈夫和解，用她自己的钱，她与她的孩子们奋斗了许多年。麦琪沉缅于她自己的名声当中，直到一九三二年她由于中风而去世，一部百老汇歌舞剧以她的事迹为原型，在一九六四年拍摄了一部电影，由狄贝儿·瑞诺德主演，她看起来并不十分像麦琪（不知为什么，自从麦琪死后，她变成了“摩莉”）；而且麦琪在白星航运公司的救生艇上也没有挥舞一只手枪。

一等舱乘客当中，来自奥马哈的伊梅欧·布兰德斯与来自纽约的约翰·鲍曼在沉船时丧生，前者的尸体被发现，后者的不知所终。

J·布鲁斯·伊斯美勇敢而努力地工作着，指挥妇女与儿童登上救生艇。但是他没有选择与他的轮船一同沉没，而是爬上了最后一只救生艇，拆叠C艇，从而在历史上为自己的名字打上了懦夫的铬印。他甚至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眼他的轮船是如何沉没的，而是把后背朝向了那凄惨的一幕。世界因此也背弃了他，在一九一三年六月，他从白星航运公司“退休”了，由于成为幸存者而受到轻视。他的妻子说是泰坦尼克号“毁”了他。伊斯美从事了许多慈善活动，其中包括为遇难者的遗孀们建立一个基金会。他死于一九三七年。

查尔斯·莱特里尔按照船上的惯例英勇地与轮船一同沉没了，但是他游到了倾覆的拆叠B艇前，爬了上去。在两次正式调查中，他是调查组的成员，他保护了已经死去的史密斯船长与当时仍然活着的伊斯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成为皇家海军的指挥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敦刻尔克之战中，他尽到了志愿者的职责。他死于一九五二年，没有活着看到自己在沃尔特·洛德导演的史诗片《铭记那一夜》——泰坦尼克号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被塑造成英雄。

莱特里尔就是允许米歇米·纳维瑞尔，又名路易斯·霍夫曼把他的两个男孩洛洛与莫门安置在折叠D艇上的那个人，那是最后一艘救生艇。小米歇尔（洛洛是他童年时代的绰号）后来回忆起他父亲最后对他说的话：“我的孩子，当你们的妈妈来找你们时，她当然会来找的，告诉她我永远爱她，告诉她我曾经期望过她追逐我们，这样我们也许就会在新世界的某一个和平与自由的地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纳维瑞尔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了，他的口袋里有一只左轮手枪。

那两个男孩——作为身份不明的“泰坦尼克号孤儿”曾经名噪一时——回到了法国他们母亲的身边。艾德门德·纳维瑞尔（莫门是他孩子时的小名）在二次大战中参加了法国军队，后来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然而，由于在被囚禁的过程中，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在四十三岁的时候死去了。小米歇尔后来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居住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