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吾人必须先要了解美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思想。基本上她们是“重欧轻亚”,亚洲的国家只是她们的殖民地。她们怕的是日本侵占了她们的殖民地澳洲、太平洋和南海诸岛国、中南半岛、印度,再跨过红海与地中海,与横扫欧非的希特勒会师。至于中国的死活不是那么重要,她们唯一希望中国做的,就是牵制着一百五十万的日军。
这可以从罗斯福对他儿子的一段谈话证明,罗斯福说:“孩子,我早就说过,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这意味着发生什么吗?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而且还会再武装五百万到八百万中国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指望干些什么?噢,上帝才知道。”(参阅《二次大战白宫实录》)
得了人家的就要听人家的话,所以就派了一位史迪威来做蒋委员长的参谋长。美援的果,是苦涩不堪,史迪威也成了中国抗日的“灾星”。
中国成为同盟国一员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兵援缅甸的英、印、缅军,史迪威为缅甸战区指挥官。在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国军队在仁安羌援英战斗中,取得一些战果,但因英、印、缅军的失利,导致全线大败,史迪威率百余人,弃军离队,败走印度。数万中国军队困于北缅,饥寒交迫,牺牲数千。
史迪威在缅甸的败绩,认为是平生大辱,要收复缅甸,以雪前耻,就成为史迪威在南亚的主要战略。以打通中缅补给线为借口,频频从中国调兵往缅甸作战。一九四四年春,罗斯福迫我远征军入缅竟有五次之多,并于四月十日,马歇尔下令,将援华物资停发,俟远征军出动,始予恢复。
早在一九四○年七月,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日本签定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禁止战略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前文提到毛泽东的社论,引用了数则电讯:“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耽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虑大后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警告道:日本现有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之象征(中央社纽约六月十四日电)。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恐怕我国来不及等到滇缅路打通就被日寇打败,说:‘得出打通滇缅路将是为时太晚这个结论,是何等悲观啊!’”(路透社伦敦七月一日电)
以上的资料充分说明了,英美对中日战争所考虑的只有两点,一是利用中国的军队,拖住日军,二是利用中国的军队,保护她们在南亚的利益。她们担心的是中国战场失利会使战争延长,但是她们不但没有支援中国境内的战争,反而不断从中国往缅甸输血。
第六节 战略上失败的原因(2)
所以衡阳会战期间,中国境内的军队已严重不足,无法规划一个像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大捷。这就是说明国际间只讲利害、没有道义的严峻教训。
统帅部不在乎衡阳的得失
衡阳会战一开始,六月二十八日,梁寒超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否认衡阳失守会使战争延长,他说:“有人顾虑衡阳倘使失陷,将使战局延长一二年,吾人殊不能同意。”(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重庆电)又七月十日,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说:“在全盘战略上言,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中央社七月十日重庆电)
从以上两则电讯,可以看到统帅部对衡阳会战的态度。当然会有这样的态度,也是有它的原因:第一,因前述原因国内兵力不足,无法规划一次大的会战,围歼日军。第二,正因为盟军已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已取得相当的进展,胜利已可预期。抗战之初,国军的战略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守守守,退退退。现在,则是“以时间等胜利”,当然不在乎衡阳的得失了。
因此,衡阳会战一开始,就原本计划配给第十军协防的部队调往广西,准备下一步的防守。结果,衡阳会战后,一个地方都没有守住。四个月内,桂林、柳州又都失城于旦夕之间。
友军支援不力
友军支援不力,又是前述原因之果。既然统帅部都不在乎衡阳的得失,那么,友军又何必去卖命,也来它一个“以时间等胜利”,岂不乐哉?保得了军队的资本,也就是保住了胜利后政治上的资本。
据最高军事主管部门所编《长衡会战》第六节检讨:“我军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发挥最高战力,敌我在衡阳附近主力决战时,敌军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而我方则以运动迟缓,如第二十四集团之七十四军,主力久期滞留常德,而由广西方面抽调之四十六军,均于战斗尾期到达战场,且四十六军正当战斗进行千钧一发之际,全部由战斗中西撤,不但未发挥整个战力,且予敌军各个击破之机会。”
回想六个月前,第十军每日以百华里的急行军,驰援常德,解王耀武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七师常德之围,今天王耀武却按兵不动,该如何去解说呢?
蒋委员长希望第十军能守衡阳两个星期,而今,守了四十七天,又达到了歼敌七万余的战略目的,总不能说衡阳失守太快,来不及部署吧?衡阳的失守是谁的责任?统帅部从未“自我检讨”。
试想,日军虽集十数万大军,久攻衡阳不下,自然有它的弱点,笔者认为日军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空军在太平洋的战役中已消耗殆尽,中国境内的日本空军力量薄弱,十数万的陆军也是强弩之末。此时中美联合空军已成立了八个月,广西还有不少装备精良的炮兵。史迪威的问题可以通过外交解决,甚至先斩后奏,来它一个“撤职查办”。退一万步,即使得不到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统帅部如有一战的决心,规划一次大的决战,缔造一次大捷是绝对可能,因为衡阳守军已达到了歼敌七万余的战略目标,日军很容易接受衡阳守军的停火协议,也说明了日军此役已力不从心。
再坏的结果,也比此后各军被日军一一击破,四个月后桂林、柳州的失守要强得多。当然,如能有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能一举消灭日本最后的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势必重写,也不会有“雅尔达密约”,中国之命运也势必改观。真是“一子之误,全盘皆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经常决定于某一战役瞬间的变化和胜败,“淝水之战”和“滑铁卢之战”就是很好的例子。
以上战略上失败各点,互为因果,此为吾人今后应“引以为戒”的教训。
综合以上各节,笔者的感想是:
抗战以来,统帅部的战略就是“退”和“守”,称之为“战略撤退”。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整整退守了十四年。“退和守”又养成国军怯敌和避战的恶性。孙子曰:“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吾人却很少见到统帅部“攻”的战略方案。
第六节 战略上失败的原因(3)
第三次长沙大捷以后,日本从中国抽出不少的兵力到太平洋作战。此后近两年中国战场上几乎没有重要的战役。而统帅部就好像“稳坐钓鱼台”,未见有任何反攻的战役。
当美军在反攻太平洋诸岛取得相当的进展时,亦未见趁机配合,展开反攻。吾人不能不说,在整个对日抗战的策略上,是否有些失误?也是吾人研究历史者的一个课题。若说中国军队不能战,衡阳保卫战的第十军,除了数门美式山炮外,其余都是国产的武器,而达到平均每人杀敌四点五人。这总不能说中国军队不能战吧?
若说统帅部“没有战的决心和胜的信心”,应该是不过分吧?
第七节 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
“视死如归”、“以一敌十”,本来是对“勇”者的形容词,而在衡阳保卫战中,则是事实的写照,此一事实,不是指少数几个人,而是第十军一万七千余名全军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