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7（第1页）

那晚我和洛厄尔一直待在贝克广场。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吃了鸡蛋，洛厄尔吃了煎饼，我们都喝了咖啡。早高峰来了。之前的服务员回家了，又来了三个服务员。洛厄尔跟我说他现在是素食主义者，除了在路上别无选择的时候，他都吃素，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

戴维斯的兽医学校里有一头著名的瘘管牛，人们故意把牛的胃钻了一个洞，通过这个洞可以观察牛的消化过程。这头牛是学校旅行中很受欢迎的一站，也是野餐节上非常重要的展示项目。你可以把手伸进牛肚子里，感受她的大肠。成百上千的人都这样做过。洛厄尔说，比起其他奶牛来，这头牛过的是安逸奢侈的生活。

洛厄尔深信戴维斯实际上有很多这种瘘管牛。这些牛都叫麦琪，每头牛都叫这个名字，来诱导人们相信只有一头瘘管牛，以避免人们质疑过量瘘管形成术的问题。

洛厄尔说他总幻想自己上过大学，他也很后悔没上大学。但他确实读了很多书。他向我推荐唐纳德·格里芬的《动物心理思维》。我可以让爸爸也读读这本书。

尽管洛厄尔看不懂爸爸最近发表的那篇文章，但他还是对爸爸的工作进行了一番批评。在洛厄尔看来，大多数非人类动物的心理学研究都很累赘、复杂、奇怪。这些研究并不会让我们了解太多动物的情况，反倒是让设计这些研究的实验者更出名。就拿哈利·哈露来说吧，洛厄尔说，我们小时候就见过他，他来的时候给我们每人都带了柠檬硬糖。

我还记得哈露博士。他来农场吃过晚饭，就坐在我和费恩中间。晚饭过后，他给我们读了《小熊维尼》中的一个章节，每次小豆出场的时候都呼哧呼哧，声音很高，所以每次小豆说话的时候，我和费恩都会笑。我不记得柠檬硬糖了，可我知道费恩肯定记得。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要是爸爸真的崇拜哈利·哈露的话，可能就让我叫他的名字了。我有可能也叫哈露，跟哈露同名。这该有多奇怪！

但没人会给孩子取名为哈利·哈露。哈利把婴儿恒河猴从母亲身边带走，让它们待在无生命的母亲身边，这些母亲一个是毛圈织物，另一个是用电线做的，他想观察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婴儿恒河猴会更喜欢哪一个。他用挑衅的语气宣称，他是在研究爱。

婴儿恒河猴待在毫不关心它们的假母亲身边，非常可怜，最后要么发疯，要么死去。“我不知道他到底研究到了什么，”洛厄尔说，“但在小恒河猴们短暂又痛苦的生命里，它们肯定研究到了他有多么可恶。”

“我们需要一种反镜像测试。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这些物种的智慧足够让它们能够通过其他人认清自己。加分项就是看这项研究能走多远。双倍加分项就是将这项研究运用于昆虫。”

新来的服务员是一个年轻的拉美裔女人，留着又短又厚的刘海，在我们周围晃悠了很久，冲过来重新摆弄了一遍我们的汤，拿走了我们的咖啡杯，把账单放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最后她终于放弃了，走到其他地方搜寻可能要离开的顾客。

那个服务员过来的时候，洛厄尔就不说话了。她走了以后，他又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一点都没落下。“看我都说了多少，”他突然蹦出这么一句，“今晚我更像你。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多话。我一般都很安静。”他朝我笑着。他的脸变了，可他的笑容没有变。

“爸爸的研究问题就在这里。”洛厄尔边说边用手指敲贝克广场的餐具垫，好像问题就出在至上乐团的歌上似的。“问题就出在一开始的假设。爸爸总是说我们都是动物，但他研究费恩的时候却没有从这个方面出发。他的研究方法是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了费恩身上。费恩无法跟我们交流全是她的错，而不是我们的错，不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她。要是刚开始假设的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动物的话，那么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更科学、更严密，也更达尔文主义。”

“而且也不会那么粗鲁。”洛厄尔继续说。

他问我：“你还记得费恩之前玩的红蓝扑克牌的游戏吗？游戏名字叫‘一样不一样’。”

我当然记得。

“她总是给你红色的扑克牌。从来不给别人，只给你，还记得吗？”

他一说我就记起来了。这个场景一下子蹦入我的脑子里，成了一个崭新的记忆，比之前其他的记忆都鲜明，之前的记忆像罗马硬币一样被磨平了。记忆里，我正躺在爸爸的扶手椅旁边的木地板上，地板上有一道道抓痕，费恩走过来躺在我旁边。我的手肘就是在那时候摔骨折的。爸爸和他的研究生在讨论费恩刚才发出的令人惊讶的笑声。费恩手里还拿着扑克牌——红色表示一样，蓝色表示不一样。她四肢抬起躺在地上，我可以看到她脸颊上的每一根绒毛。她身上有一股汗味。她用手指抓我的头，抓出一根头发吃了。

然后在经过一番仔细考虑之后，她把红扑克牌给了我。我的脑子里完全浮现出了当时的场景——费恩用那双长着长睫毛的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把红色的扑克牌放在了我的胸上。

我知道爸爸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毫无价值的信息。之前，她每吃一颗葡萄干就会给我一颗，而现在她有两张扑克牌，也会给我一张。挺好玩儿的——爸爸最多能想到这个。

而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费恩是在跟我道歉。你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不开心，就是我从红扑克牌里得到的信息。我们是一体的，你和我。

我的姐姐，费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红色扑克牌。

桌子下面，我那双原本分开的手紧紧抓在了一起，因为我开始问那个从我们单独在一起的第一秒钟开始就该问的问题。“费恩现在怎么样？”

我轻声地问出这个问题，而在我问完之前，我就希望我能闭嘴了。我很害怕接下来要听到的答案，所以我继续说：“从一开始说起，”希望把坏消息拖到最后一刻，“从你离开的那一晚说起。”

但你可能更想直接跳到费恩身上，所以我把故事浓缩了。

我猜洛厄尔一离开就去了尤吉利维克博士的实验室，我猜对了。他知道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找他，而这几天刚好就是他到达实验室所需要的时间。南达科他州是严寒之地，那里有一堆堆结冰的泥土，但从不下雪，黑色的树木从来不长树叶，寒风凛冽刺骨。

洛厄尔傍晚到了那里，在汽车旅馆开了一间房，因为他不知道实验室在哪里，而天色已晚，没法到处搜寻了。此外，坐了两天两夜的大巴之后，他已经困得不行了。汽车旅馆前台的女人梳着五十年代样式的头发，目光呆滞。洛厄尔本来还害怕她会问他的年龄，但她除了收钱之外，对其他的都没兴趣。

第二天，他找到了尤吉利维克在大学的办公室，并对部门秘书说他是尤吉利维克博士未来的学生。洛厄尔说那位秘书是典型的中西部风格，非常友善，脸像铲车一样又平又开阔，心胸宽广。可他每次都会让这样的人失望。“就像比亚德夫人一样。”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比亚德夫人五年前就去世了，所以他不会再让她失望了。可我并没有说出来。

他对部门秘书说他对黑猩猩实验特别感兴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看一下实验室的工作？她告诉了洛厄尔尤吉利维克的工作时间，而他早就知道了，他的工作时间就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

之后秘书离开办公桌去处理其他事情，所以他可以自由地登录尤吉利维克的邮箱。他在邮箱里找到了一份电子账单，数额巨大，上面还有一个乡村小路的地址。他在一个加油站买了一份地图和一个热狗。那个地方离市区有六英里。他徒步走了过去。

路上几乎没有一辆车。那天是个大晴天，可是气温很低，动一动感觉还是很暖和的。他靠挥动手臂来取暖，一边还想着跟马里恩的球赛进行得怎么样了。比赛肯定会输的，即使他参加了他们也不会赢，最多能避免输得太难看。而没有他呢？反正已经输得很难看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觉得他也许不该重新回到高中，应该直接参加普通教育考试然后上大学，到时候就没人知道他曾经打过篮球了。反正他岁数也不够打大学校队。

最后他终于到了一栋围着一圈栅栏的建筑物前。一般的栅栏是拦不住年轻的洛厄尔的，他一向对栅栏不屑一顾。但这个栅栏上缠着一圈圈错综复杂的电线。这让他确定他找对了地方，但也让他确定他没法进去。

院子里长满了光秃秃的树，地上全是土和大石头，石头边缘长了黄色的野草。树枝上挂着一个轮胎秋千，还有一个用来攀爬的大网，就是士兵们在障碍赛训练中爬的那种网。附近并没有人。洛厄尔在路对面找到了半截树干，躲在里面既可以挡风又可以避免被人发现，就立刻钻进去睡着了。

一阵关车门的声音把他吵醒了。建筑物前的车库门打开了。里面一个人正在从一辆绿色的货车后座卸普瑞纳狗粮。他把狗粮都装在一辆手推车上，然后推着手推车碾过泥土去了一个像是仓库的地方。那个卸货的人进去后，洛厄尔就穿过马路通过车库门溜进了那栋建筑物。“我就这么走进去了，”洛厄尔说，“就这么简单。”

进去之后，他发现自己在一条黑暗的走廊上，走廊上有一道楼梯。他能听到黑猩猩的叫声，是从地下室传来的。

楼梯井里有一股浓烈的味道，是氨气和屎混在一起的味道。旁边有一个电灯开关，但洛厄尔并没有开灯。阳光穿过地面上的一排小窗户照进来，足够让他看清地上并排放着的四个笼子，笼子里面至少有十几个黑乎乎的蹲着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