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恩走后的几年里,我们一家人渐渐养成了圣诞节旅游的习惯。我们去过两次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一次巴亚尔塔港,一次温哥华;一次伦敦,在那里我第一次吃腌鱼;一次罗马,爸爸妈妈在罗马竞技场外面从小贩那里给我买了一个上面刻着年轻小女孩的浮雕,因为那个小贩说这个小女孩跟我很像,我们都是小美人。印第安纳大学教德国文学的雷马克博士很会做手工活,我们回家的时候他帮我把浮雕做成了戒指,每次戴这枚戒指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小美人。
我们从不信教,所以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但洛厄尔走后,我们几乎再也不过圣诞节了。
1996年年末,当我终于回到布鲁明顿后,圣诞节的唯一标志就是一小盆被修剪成圣诞树形状的迷迭香,被放在前门旁边的桌上,一进门就能闻到香味。但是门外并没有花环,迷迭香上也没有任何装饰。我决定圣诞节之前不告诉爸爸妈妈我见过洛厄尔。家里一点过节的气氛也没有,我知道他们对圣诞节还是比较抵触,妈妈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
那年圣诞节没下雪。25号下午我们开车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跟爷爷奶奶一起吃晚饭。爷爷家的饭一直都是湿湿潮潮的。土豆泥里有水,青豆也是软趴趴的。盘子里堆着一堆不明物体,上面淋着黑棕色的肉汁。爸爸一直在喝酒。
印象里,那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被选为美联社全明星队,爸爸在为此庆祝。一般情况下印第安纳波利斯都没份参选全明星队。爸爸本想跟爷爷一起庆祝,但爷爷乔已经在桌上睡着了,嘟嘟囔囔说着梦话,就像被施了魔咒一样。现在想想,那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但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还觉得爷爷很搞笑。
那天我的大姨妈到访,肚子一直不舒服,正好给了我一个借口躺在床上,那张床就是费恩被送走的那个夏天我睡过的床。当然,我没说我正在流血,而是表达得非常含蓄,爷爷没搞懂,奶奶只好轻声跟他解释。
墙上还挂着那块格子布,但是床换了新的铁床架,歪歪曲曲一直延伸到床头板,像常青藤树叶一样。奶奶不再迷恋假亚洲货了,而这间卧室就变成了陶器间。
当年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每日每夜地想我就是那个嘴里吐癞蛤蟆和蛇的姐姐,我就是那个被赶走最后孤独痛苦地死去的姐姐。当年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发现洛厄尔告诉所有人我是个大骗子,因为洛厄尔从来不说谎,所以大家都相信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我成了让费恩失去美好生活的恶魔。
那个费恩和猫的故事很恐怖。如果这个故事是我编的,那我就绝对不能被原谅。
是我编的吗?
我把床头灯关上,脸朝着窗户躺在床上。街对面邻居家的圣诞灯从房顶上吊下来,像一根冰柱,给房间里带来了一丝光亮。我想到了阿比,大一时候的舍友,一天晚上阿比跟我们透露她姐姐说她们的爸爸骚扰过她,之后却矢口否认,说这只是她的梦。“但这个疯姐姐却大肆宣扬,把一切都毁了,”阿比说,“我恨她。”
洛厄尔也说过,“你要是敢告诉别人,我会恨你一辈子。”
大一那个晚上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恨一个撒了弥天大谎的人是很公平的。
所以回到五岁的时候,洛厄尔恨我也是很公平的。我答应过他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我没能遵守约定。又不是我没被洛厄尔警告过。
我们的大衣都堆在被子上。我拿起妈妈的大衣盖在脚上。我小的时候,妈妈习惯用一种叫“佛罗里达之水”的淡香水。她现在用的香水我一点也不熟悉,爸爸妈妈现在住的样板房我也一点不熟悉。但这个房间的味道还跟五岁的时候一模一样——一股发霉的饼干味。
我们都相信在事情发生的地方最能唤醒关于这件事的记忆。就像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其他事一样,但事实上我们早已忘却了。
不过现在仍然是1996年。我在脑中试着回想五岁的时候,试着感受五岁那年在我自以为被流放的又一天结束的时候,躺在这间卧室里的这张床上我是怎么想的。
首先我感受到的是没能守住承诺的内疚。接着是永远失去洛厄尔的爱的绝望。然后是被爸爸妈妈送走的绝望。
更内疚的是,我从猫妈妈那里把小猫抢过来,猫妈妈拼命呼喊,而我仍然把小猫给了费恩。更更内疚的是,我告发费恩的时候故意省略了这个部分,假装一切都是费恩做的。不管我和费恩做什么,我们几乎都是一起做的,我们都是一起挨批的。这也是让我们骄傲的事。
但之后我却被愤怒冲昏了头。可能我应该受到批评,但我没有杀死小猫。猫是费恩杀的。他们不相信我,惩罚我是不公平的。小孩子和黑猩猩一样,对不公平的行为都非常敏感,尤其是当我们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方的时候。
也许我没有把真相都说出来。但要是撒谎的话,我不可能感到那么伤心。
我躺在床上,脚上盖着妈妈的外套,听到外面传来的各种声音,做饭的声音、讨论体育运动的声音、每次节日聚会妈妈都会和奶奶讨论爸爸酗酒的声音、电视上重播的年轻骨感的弗兰克·西纳特拉唱颂歌的声音。我强迫自己回顾那段恐怖的记忆。我想看看那段记忆里有没有什么破绽。我看到自己在看我自己,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知道了我到底是谁。
尽管我脑子中的屏蔽记忆仍然十分清晰,正试图用高效、有针对性的数学逻辑替换掉完整的记忆,尽管一些研究证明性格并不能决定行动,尽管从你的角度来看我可能是一个被外星人操纵的无脑机器人,但我知道那只猫的故事并不是我编出来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绝对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之后我就睡着了。要在以前,爸爸妈妈会悄悄把我抱到车上,然后开车回布鲁明顿,再把我抱进卧室,一路上都不会吵醒我。这就像是个圣诞奇迹,第二天早上睁开眼时,我会待在家里,洛厄尔和费恩也在。
我本来打算那天晚上告诉爸爸妈妈洛厄尔的事情。在经历了这一番痛苦的灵魂式搜索之后——我猜或许我并不需要坦白——在车上的时间正是坦白的好时机。但爸爸喝醉了,系上安全带后就倒头大睡。
第二天就没有了合适的机会。我忘了为什么,应该跟妈妈的情绪有关。之后我的成绩到了,刚好可以借此转移注意力,但好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等到还有几天就要走的时候,我才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我们当时正坐在餐桌旁,阳光透过后院露天平台上的法式门窗洒进来。不过后院的树形成了天然的屏障,阳光几乎没有照进房间里。偶尔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趁机晒晒太阳。我们能看到的动物只有饲鸟具上一群很乖的麻雀。
我早就提过洛厄尔的到访了,这里就不再重复,我会讲一些之前没讲的东西:哈露、以斯拉、加州大学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两次进监狱、吸毒、酗酒、肆意破坏。我当时就想父母对这些事情都不感兴趣。所以我就从故事中间开始讲起又在故事中间结束了。我主要讲的就是我和洛厄尔在贝克广场聊天吃派的那个夜晚。
关于那一夜的事情,我的讲述很详细。我没隐瞒我对洛厄尔精神状况的担心,也没隐瞒他对爸爸的研究的不满和他对虐待动物行为的批判。这次对话对爸爸很残忍。因为当我讲到费恩的时候,我们没法再忽略费恩现在不在也永远不会再在农场里住的事实,她离开了我们家,等待她的是一辈子的痛苦和囚禁。我不记得我当时具体是怎么描述的了,但爸爸指责我不应该揪住这一点不放。“你当时只有五岁,我该怎么跟你说呢?”就好像这件事情的罪恶根源是他当年编造的那个故事一样。
当他们听到洛厄尔本来很想去读大学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垮了。洛厄尔很想回家这件事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他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件事,所以其他事情都得过会儿再说。餐桌上洒满了眼泪。妈妈把她用过的卫生纸撕成了碎片,用最大的一片擦鼻子抹眼泪。
他们也跟我说了一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我一直以为我是那个掌握新信息的人。让我最震惊的是,爸爸妈妈都坚持认为我是他们再也不提费恩的原因,我是没法接受这件事的人。他们说每次我一听到费恩的名字就会发疯,抓自己一直抓到流血,把头发一根根连根拔起。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很统一:多年来他们一直试着跟我谈费恩,但我却不让任何一个人提到她。
之前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洛厄尔说费恩爱爆米花,也爱我们,另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洛厄尔因为妈妈没有准备好谈费恩而离家出走——爸爸妈妈跟我理解的竟然是不一样的。他们说我才是那个哭着让他们闭嘴的人。每次一提到费恩我就会说他们提到费恩让我很伤心,然后就大哭大闹,直到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到洛厄尔离家出走。
爸爸妈妈这么说,让我之前的很多记忆都变得不准确。我不再去想这件事,但这是因为事实自证制度的存在,而不是因为我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除了我所谓的疯狂,爸爸妈妈在知道我因为费恩离开而责备我自己的时候,也很吃惊。他们说尽管当时我指控费恩让他们很头痛,但没有父母会因为孩子杀了小动物而把孩子抛弃。费恩被送走不是因为那只小猫。那只小猫只会像洛厄尔说的那样给费恩带来麻烦,但他们会努力让费恩不碰小动物,而不是把费恩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