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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本土宗教，而是由中国传入的。

虽然“大王”们后来也曾自称“天皇”，用来表示自己身份的高贵神圣，可与此同时，“天皇”也绝非对最高统治者们唯一的称呼，在中世纪到近代这漫长的岁月里，帝、院、朝廷、天子、主上都曾是统治者们惯用的称呼，甚至推翻幕府统治、重新掌握国家大权的明治天皇也是在反复思量后才决定采用“天皇”这一称谓的，而在其统治之初，诸如“皇帝”、“天子”这样的称呼也不绝于耳。

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始于18世纪，尤其是关于天皇制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至于“天皇制”一词，出现得就更晚了，直到1928年才被日本共产党明确提出，且不过是作为日本国家权力的代称。

公元7世纪，推古女皇曾派遣使臣到中国进行考察，并逐渐仿照中国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日本的封建制度，大化革新后，天皇的统治地位得到确立。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天皇掌权的制度并没有存在太久。随着地方领主势力的不断加强，天皇的权力日益衰微，朝廷中的一些贵族逐渐控制了国家政事，如果新登基的天皇年幼或身为女性，由贵族担任的关白等摄政大臣甚至可以代替天皇，天皇逐渐沦为国家的傀儡。在这一时期，被幕府流放的、杀害的、任意废立的天皇并不少见，显然，在那时的幕府及国家实权派眼中，天皇并非神圣不可欺，天皇无疑是国家权力斗争中弱势的一方。

镰仓幕府建立后，国家大权更是掌握在武士们手中，他们为国家制法，还将朝内的敌对大臣驱逐出去，他们拥有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权。

17世纪，定“武士道”之名的山鹿素行也认为，武士因为天皇“失德”剥夺了天皇的权力，不能算篡权。从战国时代开始，直到江户时代，将军都是日本实际权力的象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天皇根本没有政治权力。

本居宣长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说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说法，也由他正式提出。本居宣长不满中国的朱子学在日本大行其道，希望重新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他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古代传说表明，日本有完全不受佛教和儒教浸染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真心”，作为神裔的天皇的存在，让日本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天皇是神圣的，日本也是神圣的，在整个世界上，只有日本才有资格承担起统治世界的责任。

治学之人必要严谨客观，和本居宣长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比如上田秋成、津田左右吉等都先后指出了本居学说中的漏洞，认为本居宣长不应该把《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的神话传说当作历史事实，将现实和神话混淆一体。对这两部史书研究多年的津田左右吉还认为，神武天皇，即日本第一代天皇由神变人的故事根本就是后人杜撰。近代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再次指出本居宣长学说中的这一谬误，并认为本居宣长的这种神秘化天皇的学说，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本居宣长这种漏洞颇多的学说在后来却赢得了大部分日本人的认同，幕府末期，“万世一系”的概念又被推崇王权的人士利用，直接影响了近代天皇制概念的产生，而在明治政府的几经努力下，“天皇神圣”、“日本国是神圣之国”的观点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内心，成为明治政府巩固统治的思想教化手段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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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皇崇拜：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缩影（2）

从表面上看，日本天皇确实是“万世一系”，菊花王朝堪称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王朝，从建立至今，拥有着125位天皇，虽经过不少坎坷，却从没有被其他王朝取代过，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万世一系”不过徒有其表罢了，天皇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日本战败后，关于天皇家族是否“万世一系”的争论从未停止。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天皇制在日本历史上时断时续，近现代的天皇制和古代天皇制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本质上看，菊花王朝根本称不上“万世一系”，今天日本人眼中的天皇制的历史并不长久，19世纪后半期的“王政复古”就是它的源头，让它确立下来的就是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中也有和井上清类似的观点。但安丸良夫个人的境遇却更能反映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艰辛。曾几何时，安丸良夫本人也像千千万万个日本人一样对天皇“万世一系”的说法深信不疑，并相信由天皇宣布、支持的战争是“圣战”，是绝对正义公道的，当天皇宣布投降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安丸良夫还按捺不住失落的心情，流下了眼泪。

全盘否定自己曾经的思想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极其痛苦，需要极大的勇气，更何况以思想著称的学者。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敢正视自己的失败，日本在战败后也依然有不少学者名流，固执地坚持天皇是神的说法，并继续对天皇顶礼膜拜。但安丸良夫不同，战后的种种现实让他逐渐意识到神化天皇的危害，他悉心研究分析了大量历史材料，终于大胆地提出，为日本人敬若神明的近代天皇制不过是幕府末期出于政治权力斗争需要伪造出来的学说。

安丸良夫认为，日本近代的内忧外患是近代天皇制产生的重要原因。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内有层出不穷的起义，外有不怀好意的西方列强，幕府的统治愈发软弱无力，人们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逐渐沦落的国家拯救回来，重整国家秩序。当时的每个人都对未来焦虑不安，水户学派宣扬的天皇是不可超越的神裔，并进而树立起天皇对国家的绝对权威，而只要对他们这一时期的学说多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浓浓的危机意识。

安丸良夫感慨道，现代的日本人一方面强调追求个人自由，一方面又在伪造的天皇说中寻找心理的依托，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而天皇制就是日本人的“屈辱纪念碑”。

但一些保守派人士依然不能接受安丸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天皇制在日本从来都是连续性的，天皇不参加国家大事不过是在遵循一种传统，且天皇一直承担着整个国家的祭祀事务。但即便是在坚持天皇制是连续性的人士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长久以来，他眼中的“连续性”也只是天皇制形式上的延续，并不表现为天皇掌权的连续性。

天皇可以被罢免或放逐是已然发生、不容更改的历史，也是最坚定的保守派人士都不能回避的事实。天皇的统治权被权臣中断是古代日本屡见不鲜的现象，若天皇的统治当真延续的话，就不会有镰仓幕府、德川幕府的大权在握，也不会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掌握重权的枭雄人物了。

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皇权专制，近代的天皇制极其独特，这种独特为19世纪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其实，从18世纪开始，偏居一隅的日本就不再安全，日本近海间或出现的外国船只，甚至那些悄悄登陆的外国航船都让幕府寝食难安。1804年俄国人的船开到长崎，并提出了与日本通商的要求，1808年英国人来了，1837年美国人也来了，他们都提出了和俄国类似的要求——通商。习惯了闭门自守的日本政府不出预料地回绝了他们，可不安的感觉却与日俱增。为日本一度仰慕的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的溃败，沦为了西方人的半殖民地，这让幕府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论国土，日本没有中国大；论士兵，日本没有中国多。日本社会是由一个个藩镇连缀起来的，等级森严，一旦西方人把侵略的视线移到日本，像日本这样结构松散的国家根本没有招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