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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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沙丘，它有个英文名字。很久以前，一个富有的英国人来到这个海岸，他请人在沙丘的顶部建了一座大房子，设计了一个花园，里面有池塘和小径，四周是低矮的石头墙。沙丘上开满了石楠花，因此他给自己的房子取名为石楠山庄。一次在海里游泳时他溺水身亡，那座房子也早就不见踪影了，只剩下花园里一个积满淤泥的池塘和一些灌木丛，有羊在园里吃草，黑黑的脑袋，长长的垂耳。这种羊我从没见过，它们比我的羊要温顺得多，已经习惯了人们来这里散步或游泳。沙丘沿海岸的一边实际上是个陡峭的悬崖，竖立在狭窄而又多岩石的海滩上。这里不是北海，这里没有靠种植滨草和松树围结起来的光秃秃的沙丘，这里的草几乎一路长到海水边，茂盛的山毛榉树和橡树离海水的高水位线仅有十来码。我尝了尝海水，咸咸的，比艾瑟尔湖的水咸。丹麦的整张地图，我几乎了然于心，尤其是西兰岛，但罗厄莱厄我却很陌生，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即使听到当地人说出这个村庄的名字还是不明白。丹麦语很奇怪，不讲规则，我一点都听不懂，而他却说他能听懂，我想知道他怎么做得到。“我是弗里斯兰人，”他说。石楠山庄烧烤店坐落于海岸公路上的停车场隔壁，店主人跟他讲了那个英国人的故事。故事听着像是真的，但实际上可能完全不是这回事。我们常去那吃香肠，丹麦人喜欢他们的香肠。

我们每天游泳，水很冷，但很清澈。为了方便下水游泳，我们每三天就得搬扔石块清理路径。路径连接海岸公路，绕过石楠山庄，穿越岩石海滩，尽头就是我们游泳的海域，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游泳。海岸公路口有扇大门，进入海滩前另有一扇大门。羊得待在石楠山庄吃草和白桦苗。岩石海滩非常安静，丹麦人还没出来度假。如果天气晴朗，在我们的右边可以看到远方瑞典的海岸。“我们什么时候也到那里去一趟，”他说，我点点头。从这里到赫尔辛格并不远，从那里可以坐船去赫尔辛堡。冠鸦在悬崖上空滑翔，它们伸展着翅膀，在气流上空原地盘旋。周末，看不到冠鸦，因为人们坐着降落伞从悬崖上飞下，有时候在空中飘游数英里之后又飘回来，再降落在石楠山庄的顶上，沙丘的高度决定了他们飞行的高度。我们裸泳，经常就我们俩，没有旁人，即便有人出现，我们也不予理睬，“我们已经一把年纪了，不用在意这个问题，”他说，我点点头。我们像游泳池中的两个孩子，拿对方在冷水中泡得皱巴巴的阴囊开玩笑，他总是忍不住要教我几招：“手指并拢”或是“两只脚一起动”。游泳之后，我们会在假日花园里打一场羽毛球——我的动作有点生疏，而他还不如我——打完羽毛球我们浑身热乎乎的。羽毛球拍和羽毛球是他在十八超市（1）的一个货架上发现的，钱是我付的。

父亲的尸体在房子里摆了四天四晚，我一次都没碰他。

一进起居室，他就在棺材旁边的餐椅上坐下，我一直站在门边。也许是因为看到沙发扶手上有个烟灰缸，他卷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父亲，接着他的视线从父亲身上移到了壁炉台上的照片。“她是一个独特美丽的女人，”说着，他朝母亲的照片点点头。“我想，很多人看不到她的美丽。”起居室里飘起一层水平的烟雾。一直以来我都是坐在敞开的棺材边抽烟，但我却从来都做不到这样。

“你就一个人吗？”他问。

“是的，”我说。

“这里变了许多。”

“这是几个月前我弄的。”

“就不久前？”

“是的。”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卷烟，接着又朝壁炉的方向点点头。“已故的弟弟，”说着，他把烟掐灭，用手指的背面轻轻地触摸父亲的额头，然后起身和我握手，就是那只指背刚刚碰过尸体的手。“你父亲去世了，赫尔默，”他说。

这一次，他没有吻我的嘴唇，尽管有人真的死了。

似乎我自己并不知道：有个美丽的母亲、已故的弟弟、刚刚去世的父亲。还有二十头牛、几只幼崽、两头没有名字的驴、二十只羊、三十一只羊羔和一些拉肯韦尔德鸡。

“我是不是闻到了咖啡味？”他问，接着穿过门厅来到厨房，他并没有在第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而是绕着桌子走过去，背对着边窗坐了下来。那是亨克的椅子。他不停地敲着桌面，好像很不耐烦地等着我去给他倒杯咖啡。看到双筒望远镜、那袋打开的杏仁蛋糕以及阿达和我用过的杯子，他有点吃惊，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坐在餐桌边。我依旧站在起居室的门口，视线从他敲打的手指转向父亲的前额，接着又从父亲的前额转移到我自己的手上。

我没有立刻给他倒咖啡，而是走过去，站到前窗边。那只冠鸦正在它经常栖息的树枝上盯着我看，还低了低头，像是在耸肩膀。我不知道鸟是否有肩膀，是否可以将折翅的弯处称为肩膀。它看上去像高傲的动物，猫科类的动物。进入秋天以来，它就一直栖息在那里，有时候我会把它忘掉，有些天又会再次注意到它，感觉就像初次见到它的那一次，当时，我在四张椅子上都坐了一遍，似乎以此避免独自一人吃饭。它收了收双翅，身子往前一倾，差点撞到地上，这才又张开翅膀，我后退了一步。它看起来好像要直接穿过窗玻璃似的。一个急转身，它的翅尖碰到了玻璃，而后朝艾瑟尔湖的堤坝飞去。我看着它远飞而去，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

听他清了清嗓子，我转过身来。对了，他想来点咖啡——加糖的清咖啡——是的，他也不会拒绝来块杏仁蛋糕的。

死了就是死了，走了就是走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父亲希望葬礼悄悄进行似乎有点太自我了，葬礼不是为死者举行的，而是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们，所以，参加葬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亚普来了，阿达和孩子们来了（维姆没来，他厌恶死亡，而且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也来了。“你怎么……”我正要开口，站在他身后的阿达用大拇指和小指做出电话听筒的样子，然后举到耳边和嘴边，抱歉地耸耸肩，头歪向一边。

“共同面对，这很重要，”他对亚普说。

“小伙子，你说的对，”亚普回答。“完全正确。”

即便我有点怀疑，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葬礼是否已经渐渐成为年轻的奶罐车司机的习惯，这可是不正常的行为，我对此并不在乎。我又一次看到，在墓穴底部更深处同样是一块白色的薄板，看上去像是纤维板。葬礼时间不长，没人上去致辞。天气晴朗，气温接近四月底的平均数。我向坟墓里撒土，不是一把，而是一铲子，葬礼中我喜欢这么做。我认为，如果撒了一把泥土可还没落到棺材上就被风吹走了，等于半途而废。只有罗纳尔也这么做。

“你觉得新来的司机怎么样？”我们在厨房里坐下来后，加尔裘问。阿达煮了些咖啡，我事先在蒙尼肯丹的面包屋里买了一些城堡杏仁蛋糕。都是为父亲的葬礼准备的。男士们喝的是荷兰琴酒，特尼和罗纳尔喝的是带泡泡的饮料。

“我觉得她话有点多，”我说。

“是的，”他说，依旧那么笑着，“我听说了。”他的笑容不再让我感动。

“你们也是农民吗？”亚普问特尼和罗纳尔。

“我们还是孩子，”特尼纠正他。

令我吃惊的是，讣告在报纸上刊登后的几天里，路边的绿色邮箱陆续寄来了不少卡片，有好几十张。一张是牲口商寄来的，葬礼两天后，他从新西兰回来了。连农夫克拉斯·范·巴伦也寄来了一张，他跟我同岁，由于没能好好照料他的羊，羊也只好被带走了。亚尔诺·科佩的父母寄来了卡片，老奶罐车司机的遗孀也寄来了卡片，当然，还有不少卡片来自许许多多的远房亲戚，众多的远房姑、表、堂兄弟姐妹，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姓范·沃德伦。

我给丽特和亨克寄了张卡片，他们在布拉班特肯定看不到我们的报纸。尽管我原指望能收到一张丽特寄来的也许并不友好的卡片，但她压根就没有回复。即使从此以后我永远没有她的信息，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亨克回了一张卡片，他在卡片的背面写道：我知道了，我深感惋惜，他是个好人。我现在还骑着他的自行车，我把它带回家了，因为车锁我锁不上，不带回家怕被偷了。我会怀念他。再见！亨克。他选的卡片上有一组动物：一头驴、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公鸡。我忍不住发笑。“真可爱，”阿达说。“它们是不莱梅镇的音乐家，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我尤其喜欢那头驴。我想，他的卡片一定是他从货架上精心挑选的。

两个星期前，我过了五十六岁的生日，当时在德国。他想开车通过艾瑟尔湖的堤坝，而我却想开车直接穿过新的圩田。要是开我的那辆欧宝士官生车，在去丹麦的半路上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就开着他的车通过堤坝。刚开到纪念碑——也就刚开了一个小时——他把车停了下来。我们望着车外的瓦登海，各自点起一根烈度中等的凡·尼尔烟。之后，我们继续开车前往他的家乡——过了吕伐登就是那个小村庄。他带我参观了他制作鹰板的棚屋，这些鹰板他卖给来自弗里斯兰省各地的顾客，根本无需做广告。“你说我怎么会喝得起荷兰琴酒（2）呢？”他边说边倒了两杯酒。“就凭我这点养老金？”他还带我去了他埋狗的地方，就在花园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里一棵长满节瘤的梨树下面，梨树上的花早就掉光了。他将两块金属焊接在一起，做了个十字架，竖立在梨树下，被挖起来的泥土依然堆积在那里。起居室里有个大书架，上面的书至少是过去帮工小屋里的书的两倍。他又给我倒了一大杯酒，但自己没有倒，因为他要开车。我一饮而尽：我不想待在弗里斯兰省，我还想继续往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