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警察,就给我看看证件。”
“你以为我是个警察?”
“你是个好管闲事的浑蛋。”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的音调都完全没有改变。它冻结在降B调上。强尼·单调[3]。
“我都是。”我表示同意,“我是一名私家侦探。昨晚我跟踪某人来到这里。你当时就在那边的一辆帕卡德轿车里”——我指了指——“我走过去打开车门,闻到了你抽的大麻烟味。哪怕我当时从这里开走四辆凯迪拉克,你也不会翻身醒过来。不过那是你的事情。”
“开今天的价,”他说,“我不跟你争辩昨晚的事。”
“米切尔是独自离开的?”
他点点头。
“没带行李?”
“九件行李。我帮他抬上车的。他退了房。满意了?”
“你跟办公室核实过?”
“他有账单。都结清了,还有收据。”
“当然。带着那么一大堆行李,自然得有一个行李员跟着他。”
“是电梯服务员。七点半以前没有行李员。我抽大麻时大概是夜里一点钟。”
“哪个电梯服务员?”
“一个墨西哥小伙子,我们叫他奇科。”
“你不是墨西哥人?”
“我一部分是中国人,一部分是夏威夷人,一部分是菲律宾人,还有一部分是黑鬼。你要是我的话,准会恨死自己。”
“只剩下一个问题了。你到底是怎么瞒过别人的?我是指那些大麻。”
他朝四周扫了一眼。“我只有在感觉情绪特别低落时才抽。这他妈关你什么事?他妈的关别人什么事?没准我会被逮到,丢掉一份糟糕透顶的工作。没准我会被扔进监狱。没准我这辈子已经在蹲监狱,成天背着一间牢房,在里面混日子。满意了吗?”他现在话说得太多了。情绪不稳定的人就是这样。刚才还惜字如金,下一刻就喋喋不休。他用低沉而充满倦意的声音继续自己的独白。
“我不是在冲任何人发火。我要过日子。我要吃饭。有时我还睡觉。啥时候你过来转转,来看看我吧。我住在泼顿巷上的一幢小木屋里,地方又破又小,而那条街巷实际上只是一个小胡同。我就住在埃斯梅拉达五金公司后面。厕所在一间小棚子里。我在厨房里洗澡,就在铁皮水槽边上洗。我在一张弹簧都坏了的破沙发上睡觉。那儿所有的东西都用了有二十年。这是个有钱人的城镇。过来看看我呀。我可是住在一块有钱人的地产上。”
“你关于米切尔的故事里少了一样东西。”我说。
“哪样东西?”
“真相。”
“我会去沙发底下找找看。它可能已经有点积灰了。”
上面传来一辆汽车驶入坡道的刺耳噪声。他转过身,而我则穿过通往电梯间的门,摁下电梯按铃。他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家伙,这个管理员,非常古怪。不过,也有点意思。此外,还有点悲哀。悲哀者中的一员,失落者中的一员。
电梯过了很久才来,在它抵达前,我的身边多了一个等电梯的同伴。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仪表堂堂,健康强壮,男性,名叫克拉克·布兰登。他穿着一件防风皮革大衣,风衣下面是一件厚重的蓝色翻领毛衣,一条破旧的贝德福德灯芯绒马裤,还有一双野外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员在荒郊野外才会穿的长筒皮靴,用束带系紧。他看起来就像一支钻井队的队长老大。不出一小时,他就会身着一套小礼服出现在“玻璃屋”,摆出一副酒吧老大的气派,对此我毫不怀疑,况且他可能本来就是呢。拥有大把的钞票,拥有健康的体魄,还拥有大量的时间去获得这两样东西;而且,不管他去哪儿,他都会成为那里的主人。
他瞥了我一眼。电梯抵达时,他让我先走进轿厢。电梯服务员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点头致意。我们都在酒店大堂下了电梯。布兰登穿过大堂,走到前台,接待员——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新人——朝他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并递给他一沓信件。布兰登倚在柜台一端,将信封一只接一只地撕开,然后把它们扔进身边的一只废纸篓里。大部分信件的下场都一样。我身边有个放旅游小册子的陈列架。我拿起一本小册子,点了支烟,仔细地看起来。
有一封信引起了布兰登的兴趣。他读了好几遍。我能看出来,那是一封手写的短信笺,而且写在酒店的信纸上,但我也只能看出这么多了,除非我越过他的肩头去偷窥。他拿着信站在那儿。接着,他蹲下身,从废纸篓里拾起那只信封。他审视着它。他把信塞进口袋里,沿着柜台走过去。他把信封交给接待员。
“这是有人亲自送来的。你有没有碰巧看到留下它的人是谁?我好像不认识这个人。”
接待员看了看信封,点点头。“有,布兰登先生,是一个男人在我刚上班时留下的。他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胖子。穿灰色西装和轻大衣,戴灰色毡帽。不像是本地人。模样有点寒酸。一个小人物。”
“他说过要找我吗?”
“没有,先生。只是让我把便条放进您的信箱里。有什么不对吗,布兰登先生?”
“他看着像个傻瓜吗?”
接待员摇摇头。“他看起来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像个小人物。”
布兰登咯咯一笑。“他想封我做摩门教的主教,让我出五十块钱。很显然,这家伙是个疯子。”他从柜台上拿起那只信封,把它装进口袋。他正要转身,接着又问:“你有没有看见拉里·米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