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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藏在记忆中的未来（第1页）

此时，已到我不得不学会放弃抵抗、接受结局的时刻了。

8月的一天，父亲又病倒了，当时我正在芝加哥。朱莉娅告诉他的医生，父亲再次出现尿路感染症状时，医生说她会打电话给公寓对面的药房，开一张新的处方单。后来，朱莉娅告诉我，拿到药并按药瓶上的用量给父亲服下后，奇怪的是，她“突然觉得有些犹豫”。

“起初，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在犹豫。后来，跟西尔维娅说起这事，并告诉了她药名后，她说大约一年前，医生给你父亲开过这种药，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抗药反应。”

西尔维娅确信，他对那种药过敏。当时，西尔维娅把这件事告诉那名医生后，医生便已经指示她，以后不要再用那种药。

“我潜意识中一定对这件事还有些印象，但那时候，一切还是太晚了，我已经让他服了药。”

茱莉娅说，那天傍晚时，他觉得恶心，继而就开始呕吐。

“我没等医生回电话，立刻将他送去了医院。”

午夜后，我乘坐的航班才抵达波士顿。因为忘了在飞机着陆后打开手机，所以直到走进家门（我家在波士顿以北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我才在答录机上听到朱莉娅的留言。她在留言中留下了医院里一名医生的名字和呼机号码。

那名医生很快便有了回复。他再三向我保证，尽管父亲刚刚入院时脉搏“很弱”，但现在已经“非常规律”，体温也很正常。医生说，虽然他的血压还很高，但也已稳定下来。

“我确信，他今晚就会没事的。我要是你，就先睡上一觉。明天下午，我们会告诉你一些检查结果的。”

朱莉娅一直在医院陪着父亲。我给她打电话时，她的口气听起来也比之前留言时放松了很多。

“都这么晚了，我觉得你还是别再开车赶回波士顿。先睡一会儿吧。他的情况要是有任何变化，我会叫醒你的。”

朱莉娅言语中的宽慰之意让我暂时放下心来。但与此同时，我又有种预感：第二天得到的消息不会太乐观。

早上，父亲的情况还很稳定。但刚到下午，我便得知他的情况在迅速恶化。此刻，医生们才确定，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前，他曾经出现过心搏停止现象。

“心搏停止曾导致血液和氧气供应骤停，”一名高级住院医生对我说，“这引起了神经损伤。有些损伤立刻就表现了出来，有些则延迟了。”

他用了一个父亲谈起脑损伤时经常用的术语，“我们知道，他的大脑已经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严重受损。此刻，他又遭到一次伤害。他要是今天不再出现心搏停止现象，神经科团队明天就替他做一次评估脑干功能的检查。”

他说：“最坏的情况，就是大脑负责呼吸的区域失去作用。这是大脑最后放弃的一项功能。但愿我能告诉你……”

但我打断了他，转而询问父亲还能活多久，我应该在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早晨撤掉他的人工呼吸机。

“等我们开始吗啡注射之后吧。鉴于他的情况，应该就是几个小时后的事。”

我告诉他，我会在傍晚之前赶到医院。

效率是一剂方便有效的麻醉剂。花了些时间，我整理出一份需要通知的名单。我把名单交给助手，然后告诉她可以开始着手“安排”了。其实，这件事根本不必由我吩咐，因为她早已准备好一切，但我还是自己又整理了一遍。我尝试着联系姐姐，给她打了几个电话，又在她的手机上留了一条言。她经常出门，所以我想她估计是又不在家。我把几个侄女的电话号码也给了助手，没准儿她们能在傍晚前联系到我姐姐。但事实上，直到那天深夜或第二天清晨，姐姐才得到消息。

接着，我又做了一份清单：父亲出版过的文章；他从医生涯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和里程碑事件；他开始在麻省总医院和波士顿精神病医院学习，接着开始在神经病学领域实习的年份……我着魔般地整理着这份清单。如今，我才开始纳闷儿，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而非立刻跳上车直奔医院？尽管我已经非常确定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保持那般忙碌，或许依然能给我一种一切如故的假象。

也许，我害怕如果整个下午都坐在他床边，想象（我肯定会忍不住这么做）他还会给我回应或我还能期待一些其他迹象，表明他依然还有活力和恢复的可能，我一定会动摇已经下定的决心。因此，在准备好接受父亲的死亡之前，我不想踏进医院。

我走进病房时，西尔维娅正坐在父亲床边。前一晚睡眠不足的朱莉娅，终于在西尔维娅到来后回家休息了。在捍卫父亲生命这方面，只要还能在他身上感受到下列任何令她满意的迹象，西尔维娅就始终都是最骁勇而坚定的战士：好胃口、一星半点幽默的火花、非常精神地反抗她下达的命令，或只是露出一个讨人欢喜的笑容（有时，我甚至觉得，她如此忠诚地照顾他，想要的回报不过是这样一个笑容而已）。然而，此时此刻，只要看一眼西尔维娅的眼睛，一切便已明了。

她眼中写着：接受现实。

医生告诉我，父亲的肾脏已经罢工。

“身体其他大部分器官也已罢工；凝血功能失效。”

医生还说，他的大脑目前已处于“昏迷”状态。

我签署了递到我手中的放弃抢救书。此刻，它已经毫无意义。静脉注射管插上了父亲的手腕。他的脸一片苍白，双目紧闭。我弯腰吻他的脸颊时，他也一动未动。

7点后不久，医生开始给他注射吗啡，并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逐渐加大了剂量。我没叫西尔维娅离开。8点45分左右，医生返回病房，又增加了一点儿吗啡剂量。西尔维娅离开床边，站到窗下。

从那一刻起直到父亲去世，我都一直把耳朵贴在他胸膛上，倾听他节奏和间隔时间都越来越长的呼吸声。差4分钟到9点时，他的呼吸停止了。医生再次进入病房，拿出听诊器，听了听父亲的心跳。等他抬头看向我时，已经什么都不需要说了。

我离开病房后不久，父亲的那名医生出现在走廊里。她与我和西尔维娅一起进入走廊尽头一个类似客厅的房间。虽然西尔维娅和我都没提她开的药让父亲经受了那番不良反应的事，她却自己说起了这个话题。

“我完全不记得你父亲对那种药过敏……”她说。

我记得，当时自己想的是：难道医生在开处方单前不先看看病人的病历吗？但我压根儿没心情追究此事。

片刻后，我踏出房间，来到走廊。一名护士站在那儿，等着跟我确认该如何处置父亲的遗体。父亲大约三年前入院治疗时，在他病床前跟我建立起深厚友谊的那名年轻医生从门口冲了过来。她二话没说，就先伸出双臂，紧紧地搂住了我。她说她正在另一层楼值班，但听说了我父亲刚刚去世的消息——我并未问她是如何得知的。这位善良、美好，其母亲和祖母也都从医的医生握着我的手，陪我走到电梯间。电梯上来后，她紧紧地捏着我的手指，保证第二天早上会给我打电话。

我下电梯到大厅，穿过车库，我似乎找不到自己把车停在哪儿了。接着，我绕过其中一根水泥柱，转到上一层，终于找到车。可以说，那是我找车找得最久的一次。我钻进车里坐了一会儿，才发动引擎。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哭不出来。

父亲去世前大约10年，即他还在疗养院时，曾写下这样一张备忘录：“除了对穿透性研究的普遍嘲笑，我们还期待更多其他描述。建议：有一部分未来藏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虽然好奇，但我们的病人或许能在回顾中受益……等我再次回顾这个半球的信息时，我希望能了解你更多。”

在第二张备忘录里，他这样写道：“最近，我遇到一个口碑很好的医生。这些材料应该对学生们的帮助很大——统计和确定最有用的评论，会对他们帮助很大。我估计很快就会开始研究这些最重要的记忆存储区。”

自从父亲去世后，我找机会想了很多关于记忆真实性的问题。近年来获得了重大突破的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有理由怀疑某样曾经认为自己一定记得的东西。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20世纪早期精神分析学派的众多学者中，弗洛伊德就已经发现：潜意识的力量能扭曲记忆。这种扭曲或许能帮助我们压制过去事件带来的痛苦，并为之后会经历的苦难创造出某种令人信服、实则虚假的解释。然而，近代神经科学明显通过质疑“记忆是与很多固定实体一样的存在”，大大推进了弗洛伊德的这些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显然“存贮”在大脑的某些区域。我们回忆某事时，需要面对的唯一挑战就是如从银行账户中取款一般，从大脑的那些区域中将记忆提取出来。

今天的神经科学家们却认为，我们的记忆中没有这样一个类似银行账户或储物箱的东西等着我们从中提取记忆（或者，也可以将这个动作形容为“伸手将记忆从中拉出来”）。相反，“记忆”本身这个行为，却是存在的。在这种行为中，神经元之间的电化学活性能实现“大脑重建部分记忆”这一目的。被重建的这部分记忆虽然并不能时常起效，但偶尔还是可能精确反映以往的某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