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巴西西部的原始丛林里生活着瓦里人。他们与世隔绝,从未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政府和一群福音派传教士不请自来,两拨人都企图和瓦里部落建立关系。这群外来者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疾病(痢疾、流感、麻疹),瓦里人的免疫系统完全招架不住。不到几年的时间,每五个瓦里人中就有三个染病死去。部落里的幸存者变得极其依赖巴西政府,因为后者提供专治西式疾病的西式药剂。为了得到医疗、食物和政府救济,瓦里人不得不放弃一个重要的生活习俗——食人。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蒙田在标题极其直白的《论食人》一文中写道:“人人都把与自己不同的做法称为野蛮。”我们确实觉得食人是野蛮的行为,而且我们的确没有这种习俗,谢谢。只有反社会狂人和野蛮人才会吃人肉,比如猎头人和汉尼拔·莱科特12。
我们之所以坚信食人是精神错乱和冷酷无情之人的勾当,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意义之网”。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被自己身处的特定文化灌输了特定的价值观,例如处理丧事的方式、构成恰当和体面的标准等。
在食人的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们自以为思想开放,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已经被固有的文化传统禁锢住了。这就像你打算穿过一片树林,树和树之间却结满了蜘蛛网,你隐约能够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但没走多远就被蜘蛛网缠住,脸上、嘴里粘得到处都是。因为这些“意义之网”,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瓦里人的食人习俗。
瓦里人只吃死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将食人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如果部落里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就绝不会没人管。死者的家人一边摇晃着尸体,一边用平稳、高亢的嗓音吟唱。喊叫声和哀号声向族里的其他人宣告有丧事发生,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加入到吟唱的行列,死者在邻村的亲戚们听闻后也立刻赶来。
死者的家人先要做食人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遍整个村子,挨家挨户拆下一根木头房梁,屋顶随即变得摇摇欲坠。人类学家贝丝·考克林认为,摇摇欲坠的屋顶意在提醒人们,死亡撼动了整个村落的安宁。他们把从各家取下的横梁绑在一起,用羽毛予以装饰,一副烧烤架便制作完成。
最后,死者的家人抬出尸体切成碎块,用叶子包住掏出的内脏,肉块则直接放在架子上烧烤。村里的女人们还准备了玉米面包,作为搭配人肉的美味之选。
瓦里人不觉得烹调人肉有任何不妥。在他们看来,人肉不过是另一种“可食用的肉类”罢了。瓦里人对动物和肉的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现在依然如此)。他们认为,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动物既不从属于人类,也不比人类低级。每一天,人类和动物都在进行猎人和猎物角色的转换。美洲虎、猴子和貘很可能把自己当作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当作野兽。瓦里人尊重他们吃下的一切肉类,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然而,烤熟的人肉并不是给死者妻儿等直系亲属准备的。只有和死者血脉不是很近的人才能享受这份殊荣(你没看错,这的确是一个荣誉),比如姻亲、远房表亲、部落成员等,统称为死者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报复心强的嗜血狂魔,也不是渴望人肉滋味的变态,更没有觊觎人肉中的蛋白质——这些可都是人们常说的食人动机。事实上,由于亚马孙雨林温暖潮湿的气候,尸体在屋外放置几天之后,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烂。吃掉一具腐烂恶臭的尸体,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这些姻亲不得不吃一会儿,吐一会儿,然后回来继续吃。他们其实在强迫自己进食,仿佛这种举动意味着他们对死者及其家人最深切的哀悼。
食人与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获取死者的能量无关。食人是为了毁灭肉体。把尸体整个埋在土里,瓦里人光是想想就觉得害怕。只有吃掉才能彻底瓦解并毁掉肉体,这才是他们渴望的。吃完尸体上的肉,还要把骨头火化。这样一来,尸体才算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对死者家人和部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死者生前的痕迹也要被处理掉,不然整个部落就算不上完整。处理完遗体之后,死者的所有财产都要销毁,包括他生前种的庄稼和建造的房屋,必须统统烧掉。死者的家属可谓失去了一切,这时他们的亲戚和部落里的族人就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们确实得到了应有的照料,死者的丧事加固了族人间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巴西政府强令要求瓦里人放弃食人,改用土葬。让自己故去的族人躺在地里腐烂,无疑与瓦里人的信仰和习俗相左。只要肉体还在,生者就会一直被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想忘掉都难。
如果我们生在瓦里人的部落,被我们贬为“野蛮行径”的食人是最弥足珍贵的传统,我们会饱含真诚和信念吃掉死去的那个人。要是在北美洲,我们会先进行防腐,即长时间地保存尸体,然后把尸体放进棺材埋入地下。对于瓦里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无礼,而且陌生。都说西式葬礼意味着真理和尊严,但这种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我们自身文化的产物。
刚来西风上班时,我对现代防腐技术一无所知,只知道尸体都要经过防腐处理,这种狭隘的认识显然来自于我身处的“意义之网”。在我十岁那年,我表姐的公公去世了。阿基诺先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掌管着一个夏威夷菲律宾裔大家族。葬礼在卡帕里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举行。我和我妈跟在人群后面,排队等待瞻仰他的遗体。快要轮到我们时,我站在棺材边上,瞥见了躺在里面的阿基诺伯伯。他看起来简直像个假人。灰暗的皮肤紧绷绷的,一看就是血管中注入防腐液产生的副作用。几百根蜡烛环绕在棺材周围,在烛光的映照下,他的嘴唇几乎呈艳粉色,油亮亮地反着光,像是一张扭曲的鬼脸。阿基诺伯伯生前风度翩翩,死后竟变成了一具自己的蜡像复制品。成千上万名美国儿童都有过我这种经历,他们匆匆走过棺材,与打过蜡的亡魂擦肩而过。
在我看来,愿意从事给死人上蜡这种悲催职业的,长相应该和《亚当斯一家》里的怪人卢尔希差不多:面容憔悴,双颊干瘪,身形又瘦又高。卢尔希的长相加上20世纪50年代恐怖片中送葬人的造型,就是我心目中遗体防腐师应有的模样——身穿实验室用的白大褂,把荧光绿色的液剂一点点注射进死人体内。
不过我的这番想象绝对不适用于西风的防腐师。他叫布鲁斯,是个非裔美国人,一周来殡仪馆几次给尸体防腐。他满头银发,却一脸稚气,看起来天真无邪。就像六英尺高的加里·科尔曼13,50岁的人有一张20岁的脸。他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铿锵有力,整个殡仪馆都能听见。“你好呀,凯特琳!”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嘿,布鲁斯,你好吗?”
“你知道的,姑娘,和往常一样,又一个和尸体做伴的日子。”
从技术上说,我现在接受的是火葬场运营方面的培训,以后要做麦克的副手,但布鲁斯曾在旧金山殡葬学院担任防腐技术副讲师,而该学院就是被西风抢走处理流浪者和穷人尸体的生意,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的那个机构。虽然之后旧金山再也没出现过殡葬学校,布鲁斯骨子里还是一副讲师的派头,逢人便要传道授业几句。不过,现如今的殡葬学校可入不了他的法眼。
“要是在以前,凯特琳,学这门手艺就等于学一门艺术。防腐意味着让尸体保持原状,而现在这些殡葬学校,我真不明白他们在教些什么。他们的毕业生给尸体放血时连血管都找不着。想想20世纪70年代那会儿,你每天都得跟尸体打交道,睁开眼睛就是尸体、尸体、尸体、尸体。”
北美殡葬行业声称,现代防腐技术传承自几千年前古埃及的防腐艺术,可谓师从最资深的尸体保存专家,以至于现在的丧葬承办人都是一副继承了古代文明的架势。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漏洞太多。防腐师可以宣称自己的手艺源于古埃及人,但是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才开始运用防腐技术,图坦卡蒙的时代和19世纪初的美国之间分明差出了一条银河。
古埃及人用的技法和你家当地殡仪馆使用的技术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埃及贵族的尸体都会经过精心细致的处理,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而你家附近的殡仪馆,从头到尾只用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一具尸体。换句话说,如果防腐师傅肯在你身上花上三四个钟头,你这辈子算是值了。几年来,大型殡葬企业不停收购地方“老字号”殡仪馆,一方面打着“老字号”招牌拉拢人心,一方面哄抬服务价格,垄断防腐设备。这样一来,尸体处理几乎成了流水线操作,防腐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忙着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好一具完整的尸体。
古埃及人认为,为尸体防腐是一种宗教行为,每一个步骤都意义非凡——不管是用长长的铁钩伸进鼻腔把大脑捣碎,把内脏放进带有兽首形瓶塞的卡诺匹斯罐,还是将尸体置于碱盐中四十多天,直到水分全部被吸干。北美洲的防腐师没有大脑搅拌钩和内脏存储罐等装备,他们只会在尸体身上打洞,排干血液和其他液体,然后注入烈性防腐剂。最关键的是,现代防腐技术的诞生和信仰毫无关联,完全是市场和消费主义作用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