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炎炎夏日,拉蕾和安娜驱车前往德黑兰大学附近的一家书店。
“巴列维大街怎么能叫作‘瓦利阿斯街’?巴列维大街就是巴列维大街!”拉蕾愤愤地说。
德黑兰的很多街道都被重新命名,以彻底清除沙阿的影响。安娜想起她刚到德黑兰时,努里曾专门将这条街指给她看。不过,无论这条街改成什么名字,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它是世界上最长的街道之一。
“还要将沙阿纪念塔改名为‘阿扎迪自由纪念塔’,简直难以置信!”拉蕾擦了擦额头。车内开着空调,可热气还是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自由纪念塔!哪来的自由?所有那些对妇女权利、民主和公正的承诺呢?”
安娜无法反驳。新政府继续打压反革命活动,最近一次在一天之内处决了20余人。可问题是对“反革命”的定义模糊不清,他们想抓谁,谁就是反革命。据安娜的观察,任何身处高位者,只要不是宗教激进主义分子,都是反革命。
不过目前看来,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多大影响;人们照常上班,照常去餐馆吃饭,照常开着私家车。这种看似和以前没有区别的新常态好像一面将现实扭曲的哈哈镜。安娜知道,自己必须小心行事,以免打破这表面的平静而陷入混乱。
当然有些人依旧沉浸在推翻沙阿的喜悦之中;那些人与哈桑一样,对新成立的共和国充满溢美之词,对于共和国的任何决定,哪怕有些是蛮横无理的,也要为之开脱,使之具有合理性。有些人与拉蕾一样,相信这一切只是暂时的,生活终究要回归到原先的样子。还有一些人始终坚信伊朗会变成民主社会,他们坚持不懈地游行,呼吁自由选举。
安娜仍在伊朗-美国人协会工作,努里也还任职于地铁工程公司。今天来书店是安娜的主意,她想找一本肯明斯的诗集作教材,大学旁边的书店则是不二之选。她本想打车,这样就可以一个人好好逛了,可努里不让她独自行动,所以她喊上了拉蕾,好让努里放心。
他们把车停在与校园隔着几个街区的拉蕾公园旁。“小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个公园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拉蕾嘿嘿笑道。“我还真的相信了好几年呢。”
安娜淡淡一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婚后的生活快一年了,可她依然一直想念自己的父亲。
她俩沿着阿扎尔大街走到与革命大街的交汇处前行;一路上,拉蕾都在抱怨街道改名的事。安娜只觉得天气好热,热得人喘不过气来;究竟是这儿的酷热还是美国东海岸那种闷热更让人难受呢?反正这两种天气都会让她汗流浃背。只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从她们身边经过,安娜不觉一阵痛苦袭上心头: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完整的家庭呢?她期待抚育自己的骨肉,享受被孩子们需要的感觉,而孩子们也将对她不离不弃,家里将充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这家英文书店很小,店子里飘散着霉味。书架和柜台上堆满了书,地面上还有一摞书颤颤巍巍。一切都显得那么杂乱无章,可安娜却感到亲切。所有的书都是英文的,又唤起了她的乡愁。
一位老人从里屋走了出来,长长的胡须,脸色暗淡,看上去和他的书一样饱经沧桑。“想要什么书?”他看着那些书问道;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伊朗口音。
安娜说自己在找肯明斯的诗集。
老人皱起眉头,一脸怀疑地看着安娜,问:“为什么要看他的东西?”
安娜解释了一番,问道:“您这儿有他的书吗?”
老人依旧用怀疑的眼神盯着安娜,好像在说自己知道她的把戏。安娜觉得很不自在,可她没有畏缩,始终迎着他的目光。最终,老人明白了,先前怀疑的神情变成了忧伤。他领着安娜来到靠墙的一个书架边,指着最上排说:“看到了吗?”
安娜顺着老人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书堆间空出了一块。
“没有肯明斯了,被人没收了;莎士比亚也没能幸免。”
安娜惊得张大了嘴。“谁没收?的为什么要没收?”
“伊斯兰革命委员会。”这是霍梅尼特批的一群当地革命武装分子。革命后,他们不断拓展势力以惩戒和清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他们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反革命的,太西化。”
“可这很荒唐。”
“他们可不觉得。”老人摊开手掌又合上。“不过我这儿还有一些罗伯特·布朗宁1和艾米丽·狄金森2的书。狄金森的诗写得也很好。”
“你为什么不要求把书还给你呢?得让他们知道太过分了。”
老人的神情更加忧郁了:“你还年轻。你是美国人吧?”安娜点点头。“你认为抗议能改变一切。”他掰着手指继续说:“没错,美国人就是那样。”
安娜刚想说什么,老人抬手打断了她。
“这儿和美国不同,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牺牲品;最初被入侵者欺压,然后是沙阿,现在是革命;都一样。”
安娜突然想起初次相遇时努里曾说过这样的话——波斯人不惧牺牲,他们珍视牺牲所带来的悲情。可她对此无法认同,这与美国文化差异太大了……“所以你们更应该结束这一切,你们得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