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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坏血统的故事 1(第1页)

我是一九九五年彻底离开那不勒斯的,那时候人们都说,这个城市正在崛起,但我对于它的崛起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些年,我看到新火车站、诺瓦拉街上的摩天大楼,以及斯卡姆比亚区那些展翅欲飞的建筑拔地而起。还有修建在阿莱纳奇亚区灰色的石头上的、塔代奥·达赛萨街和国家广场上的那些鳞次栉比的新建筑。那些建筑在法国或日本被设计出来,然后在彭蒂塞利和波焦雷亚莱区被用一种缓慢、晃晃悠悠的方式修建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楼会失去所有光彩,成为那些绝望的人的巢穴。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只能让人觉得滑稽。

每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重生的口号会点燃人们的希望,一切都会支离破碎,成为残渣,落在之前的残渣之上。因此我没留在那不勒斯,支持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重建,我决定搬去都灵,去一家当时势头很好的出版社当主编。四十岁之后,时间开始狂奔,我没法跟上来,真实的日历被合同上的交稿日期取代了,一年一年就随着一本本书的出版过去了。对于发生在我还有我女儿身上的事情,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我把这些事情都嵌进写作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几乎会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去查看我的书的出版日期。

我已经写了很多书了,这给我带了一些权威和声誉,还有富裕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抚养几个女儿的负担也越来越轻省。黛黛和艾尔莎——先是老大,然后是老二——都去波士顿上学了。彼得罗那时已经在哈佛当了七八年教授,他鼓励两个女儿去美国。和父亲在一起,她们很自在。除了有几次,她们会写信抱怨那里的气候,还有波士顿人爱卖弄学问,她们对自己很满意,很高兴摆脱了很多年前我强迫她们作出的选择。这时候伊玛也渴望能像两个姐姐一样,我还在城区做什么?刚开始,回那不勒斯这个选择给作为作家的我带来了好处——我本可以选择生活在别处,但却留在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城郊,继续接触现实,从中汲取素材,但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都会这么做,其次是因为我的书选择了其他的道路,城区的主题已经退缩到一个角落了,我现在拥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假如我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只能不安地记载我的兄弟姐妹、朋友、他们的孩子和侄子外甥,甚至是我的女儿的生活一步步恶化,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

伊玛当时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她学习很努力,生活上也什么都不缺。但她说一口粗粝的方言,她的同学我都不喜欢,假如她晚饭后出去,我会非常不安,但她常常会自觉待在家里。我自己不怎么出去,我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很局限,我会和那不勒斯文化圈的朋友见面,会有一些男人追求我,后来都不了了之,非常短暂。那些非常出色的男人生活在这里,他们迟早也会为成为失望的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他们很风趣,但总夹杂着一丝恶意。有时候我感觉到,他们追求我只是为了让我看看他们的稿子,询问我对于电视或者电影的看法,有时候只是为了向我借钱,然后就消失了。我强颜欢笑,很艰难地维系着我的社会和感情生活。晚上穿上漂亮的衣服从家里出去,对我来说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惩罚。有一次,我没有来得及关上大门,就被两个不到十三岁的男孩抢劫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在距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等着,他一直没有从窗口探出头来。因此我决定离开。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和伊玛一起离开了那不勒斯。

我在波河沿岸租了一套房子,就在伊莎贝拉桥边上,我和小女儿的生活马上就好了很多。对我来说,住在都灵,让反思那不勒斯的一切变得更加容易,我能更清醒地描述它。我热爱我的城市,但我再也不会捍卫它。我确信,我对那不勒斯的不安和沮丧迟早会消失,但对它的爱就像一个镜子,可以让我看到整个西方。那不斯勒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几乎本能地知道:梦想着毫无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二〇〇〇年伊玛去巴黎上学了,我又成了一个人。我尽量说服她不要去,我说没这个必要,但她周围的朋友都作出了这个选择,她也不想落后。刚开始,我没觉得太难过,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过了两年,我开始感觉到年老的到来,就好像我自己,还有我取得成功的那个世界都在慢慢淡去。尽管我的几部作品都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奖项,但那些书卖得很少,比如说二〇〇三年,我写的十三本小说还有两本杂文,一共给我带来了两千三百二十三欧元的收入。我应该采取对策,我的老读者对我已经没什么期待了,那些年轻的读者——准确来说应该是女读者,从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大部分读者都是女性——她们都有着别的品味和兴趣。为报纸撰稿也不再是一个收入来源,报纸对我已经失去兴趣了,编辑也很少找我约稿,要么他们会给我很少的稿费,要么就一点儿钱也不给。至于电视,在九十年代的几次成功演播之后,我试着做了一个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节目,是一个下午的节目。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只是因为几个朋友——其中包括阿尔曼多·加利亚尼的建议,他在广播5台有自己的节目,他和国家电视台的人关系不错。结果那个节目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我再也没有过类似的工作机会。我之前一直担任主编的出版社,也开始走下坡路。二〇〇四年,一个三十多岁、很聪明的小伙子让我出局了,我成了一个外部顾问。我六十岁了,感觉自己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在都灵,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文化圈的人都不是很热情,男人眼里已经没有我了。我很焦虑,晚上睡得很少。我从阳台上看着波河,河上划船的人,还有旁边的小山,我很厌倦。

我开始频繁去那不勒斯,但我已经不想再见我的亲戚朋友了,他们也不想见我。我只和莉拉见面,但经常我连她的面也不见,她让我很不自在。最近几年,她对那不勒斯产生了激情,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很粗野的地方主义。我更愿意一个人沿着卡拉乔洛海滨路走,走上沃美罗,或者去法院路散步。二〇〇六年春天,我在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大街的一家老宾馆住着,天开始下雨,一直停不下来,我关在房间里出不去。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写作,在短暂的几天时间里,我写了一篇大约八十页的小说,以城区为背景,讲了蒂娜的故事。我写得很快,没有时间去虚构,结果写出了一些干巴巴、很直接的文字,故事的结尾是通过想象加上去的。

我在二〇〇七年秋天发表了这篇小说,题目是《友谊》。这本书很受欢迎,到现在还卖得很好,学校老师会让学生读这本书,作为暑假作业。

但我很讨厌这本书。

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前,吉耀拉的尸体在城区小花园里被发现时——她死于心脏病发作,一场惨淡、孤寂、可怕的死亡——莉拉让我答应她,永远都不会写她,但我没信守诺言,我用一种最直接的手法把她的故事写了出来。有几个月,我相信这是我至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我作为作家达到了新的顶峰,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受到关注了。但二〇〇七年年末快要到圣诞节时,我去马尔蒂里广场上的菲尔特瑞奈利书店推广这本书,我忽然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很担心在人群里看到莉拉,她可能会出现在第一排,已经做好了提问的准备,随时会让我陷入尴尬和困境。但那天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我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回到宾馆,我感觉信心大增,我试着给她打电话,先是固定电话,然后是手机,后来又打了固定电话,她没有接。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接过我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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