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4部分（第1页）

阿伦还能造成多少暴力事件？他说自己已经开始从事作为兵痞的第二项事业，在一家出租雇用兵的德国公司工作。他提到了自己在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的工作。在上一次去巴尔干地区时，他告诉妻子自己只是去那里训练士兵，不是去打架的。“她觉得我太老了，身体也不如当年，不会再打架了。”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有一天和妻子在家里看电视，在不停地换台时，无意中看见了一个关于科索沃战争的纪录片。开场的镜头是正在战斗中的阿伦。“那天晚上她很生我的气。”

那些打架斗殴的日子或许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阿伦说他还没有完全从流氓事业中退身下来。他说大概每年有四次，通常是在对托特纳姆的比赛之后，他自己就会出去打上几拳。我不太确定要不要相信他。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他居住的地方，看看生活中的他是什么样子。我想看看他与真正的流氓到底有多像。

比赛那天，我看见阿伦和他的几个朋友在斯坦福桥不远处的百货商场的二楼酒吧里。阿伦喝着可乐，在一张桌子旁走来走去。他给我介绍了他最好的朋友安格斯，并且提醒我在他的自传里提到过他。安格斯带来了自己二十来岁的女儿。他们三个正在为安格斯收到的黄色短信而开怀大笑。在他们边上，有一张桌子坐满了阿伦的其他朋友。只有安格斯的女儿穿了一件球衣。“我们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希望能混在人群里。”阿伦说。

但是从他们的长相和举止看，这些人并不像真正的打手或暴徒。事实上，他们好像并不是那种经常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大打出手的人，就更别说他们最近对一些狂暴的反社会者大动干戈，对其下身拳打脚踢了。

我告诉阿伦在街边的一个酒吧里看见了这周末的对手曼城队的球迷。“他们只是坐在外面喝酒。他们可以那样吗？不会有人过去教训他们吗？”我向阿伦描述了一下那家酒吧的外形。

“那是一家切尔西酒吧。”他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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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五（2）

他转过身，告诉一个朋友：“弗兰克说有几个曼城的球迷在街那边。他们在切尔西的酒吧里。这不太好。”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很生气。

他的朋友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看着我。刚才他正在从朋友中筹集资金准备租一辆货车去利物浦看下周的比赛。“阿伦会去试一下的。如果托特纳姆在这儿，他可能还会出手。”他转了转眼珠说道。另外，就算不是年纪太大打不动了，他们也不会蠢到在离场馆那么近的地方打斗。那种形式的战斗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酒吧外面都有很多警察在巡视。

我和阿伦穿过房间走到安格斯和他女儿身边。安格斯有点醉了，酒吧的保镖正试着把他扶到座位上，以免撞到人。

安格斯开始讲述一次去诺丁汉森林俱乐部的旅行。“只有我们俩，对方也只有两个人。警察看见我们向对方走过去觉得很滑稽，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他们就看着我们打了起来。当然，这个家伙，”他指着阿伦，“他得对付那个小个子笨蛋，我来对付那个高个子男人。”他手脚比划着，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我跳上去，一口咬下了他的耳朵。”

他转向女儿，笑得弯下身子，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这就是那些日子。”阿伦说。他们又继续描述那些狂躁且不可思议的戏剧性的故事。几分钟后，我们和人群一起开始往比赛场地走去。当我们站在自动扶梯上时，阿伦拉起自己的裤腿，露出一截牛仔皮靴，上面带着一个铁尖：“这踢起来很带劲儿呢。”他走下电梯的时候，醉醺醺的安格斯向我俯过身来，在我耳边低语：但是最后一次用它们踢人又是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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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一（1）

当球员们在里约的圣雅努阿里奥（S　o　　　J　a　nu　rio）足球场进球的时候，他们仿佛会看到耶稣受难时的情景。在球门后面不足20码的地方，有一座始建于中世纪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教堂——胜利女神大教堂（Our　　La　d　y　　o　f　　Vic　to　rie　s）。一个黝黑的木十字架从教堂污秽的玻璃窗伸了出来。球网左边几码远处，在角球位的视线内，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布满了基座，上面矗立着圣母玛利亚和其他神像的水泥小雕塑。这是人们对于在巴西这个足球文明的摇篮举行足球赛的期待：超凡脱俗。

圣雅努阿里奥球场属于瓦斯科·达伽马（Va　s　c　o　　　d　a　　　Ga　ma）俱乐部，这个球场本身就是巴西足球的圣地。在俱乐部的传奇历史中，球员完全体现了里约热内卢的这种酒神戴奥尼索斯似的耽于声色的禀性——例如1994年世界杯赛的明星罗马里奥。他用逼真的假动作弥补了对奔跑的毫不掩饰的厌恶。每个里约热内卢的记者都告诉我说他的教练都拿他没有办法，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要求他离开沙滩，离开酒吧，参加球队的训练。

2002年，罗马里奥抛弃了瓦斯科俱乐部转投同城的对手俱乐部。从他离开时起，圣雅努阿里奥球场里最具号召力的人物肖像就不再是某一名球员了。在胜利女神大教堂的正上方，你可以从紧挨着足球场的塔楼上悬挂下来的一面巨幅广告条幅上看到一张男人的肖像。这个人长着一张面无笑容的脸，灰发秃顶，下巴多肉且戴着一幅硕大的金边眼睛。他名叫尤瑞科·米兰达（Euric　o　　　Mira　nd　a），联邦议员，也是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总裁。广告宣传吹捧他是“抵抗的标志”。当我造访圣雅努阿里奥足球场的时候，这种标志随处可见。他竞选连任的标语牌——　“一个反对强权的声音”——贴满了整个足球场的外围。在圣雅努阿里奥正门对面的大街上，一辆福特Es　c　o　rt车的车顶扩音器中传出的桑巴舞歌曲唱到：“尤瑞科是穷人的代表。”一进入球场，一面竖立在中场位置上的旗帜上醒目地写着：“激情献给瓦斯科，为尤瑞科效力。”

美国人称他们的体育运动队为“授权经营”，巴西人永远不会容忍这种称呼。因为它与麦当劳连锁店以及干洗连锁店一样有着太多的商业意味。取而代之的是巴西人称他们的球队为“俱乐部”，因为多数巴西球队实际上就是俱乐部。俱乐部里有游泳池、餐馆、网球场、棕榈掩映的花园，还有收费会员——确实是中产阶级周六下午的好去处。虽然俱乐部也给球员付钱，可还是保留了作为非营利性业余组织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的财政不接受公开审查，其管理人员不承担法律责任。简而言之，管理层成了“恶棍们理想的避难所”。这些恶棍和巴西的足球运动紧密结合，以至于人们都称呼它的另一个名字——　“卡拉托拉斯”（Ca　r…tola　s），意思是“大礼帽”。鉴于俱乐部的业余性质，这些卡拉托拉斯通常不领薪水。人们一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出于对俱乐部的一种绅士般的热爱。然而，实际上，这些卡拉托拉斯通过染指球队的财产作为对自己志愿工作的补偿。巴西足协传奇式的前总裁及国际足联前任主席乔·阿维兰热（J　o　o　　　Ha　ve　la　ng　e）曾说过：“我一分薪水都不领，只要够花就行。”

1975年尤瑞科·米兰达进入瓦斯科俱乐部的管理层时刚刚30出头，而且财产有限。他是一个葡萄牙面包师的儿子，之前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大众汽车销售商的手下做推销员。但是他凭借自己的魅力，很快在瓦斯科俱乐部的管理层扶摇而上，他的人生因此而改变。他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滨拥有多套住房以及一艘游艇。这些财富不是靠个人自立更生勤奋努力就能获得的。到目前为止，巴西新闻界和议会通过调查已经掌握了米兰达的犯罪事实。1998年瓦斯科从国民银行（现在的美洲银行）收受现金3　400万美元，当时正值该银行急于赞助一个著名的体育品牌以便在广阔的巴西市场中树立声誉。国民银行签订该协议时曾宣称，这笔钱可以维持俱乐部100年的开销。然而，两年之内，这笔钱就差不多消耗殆尽了。在米兰达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中大约有12　400美元用在购买T恤衫和广告宣传上面。另外有1　200万美元流入了巴哈马一家名为自由银行有限公司的四个账户中。调查结果发现，这家公司果然非常自由，瓦斯科的任何一名合法代表都可以从中提款。根据巴西参议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的款项被用在了商业投资、支付信用卡欠款、兰达的弟弟和汽车商以及因特网供应商身上。参议院得出的结论是：“很明显，米兰达先生把本属于瓦斯科的钱转入了自己的账户。”米兰达并没有掩盖自己的行径，因为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只要他还保有议员的席位，国会豁免权就可以使他免受刑讯。有了瓦斯科众多球迷的支持，他似乎能永远得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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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一（2）

但是由于米兰达对美洲银行投资的肆意挥霍，导致瓦斯科俱乐部负债累累以至于比赛成绩也很一般。1998年，它赢得了拉丁美洲的冠军——南美解放者杯。三年以后，俱乐部拖欠明星球员罗马里奥工资达6　600万美元。更糟糕的是，据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球员能够上场比赛，罗马里奥经常自己掏腰包给他的队友发工资以支付他们的每周开支。为了解决资金极度匮乏的窘境，瓦斯科在圣雅努阿里奥球场举行大型比赛来吸引更多的球迷买票观看。在2000年的最后一场比赛中，瓦斯科俱乐部的管理人员放进场内的观众数量比最大馆容多出了12　000人。由于看台上发生了争吵，球迷们开始逃离座位，互相跌撞在一起。人们像瀑布泻落一样向球场上涌去，只有一道锈迹斑斑的围栏阻挡滚滚向下的人潮。结果围栏崩塌了，人群翻滚着掉进了球场，造成168人受伤。当球场上的受伤者不断增多，直升机开始大量将伤者运离现场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立即宣布取消比赛，但米兰达却坚持继续进行比赛。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二

在看了巴西队在2002年世界杯赛的完美胜利后——埃迪米尔森（Ed　mils　o　n）像弹弓一样向后弹起，并踢出一个漂亮的倒钩球；罗纳尔多的轻松脚尖点射——你不会意识到这种全民激情中潜在的危机。然而，巴西足球的状况的确处于一种极为糟糕的境地——腐败盛行，球迷们对足球深感失望，对投资者来说足球也毫无吸引力。能赚钱的俱乐部寥寥无几。2002年，里约的弗拉门戈（Fla　me　ng　o），绝对是全巴西最受欢迎的球队，却欠债超过1亿美元。对于发展缓慢的巴西经济来说这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衰败的迹象随处可见。我去观看了在巴西最有名的一些体育场里举行的比赛，并且购买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却发现自己坐的是发霉的木椅，木刺与生锈的钉子从上面突兀而出。

通常，这种糟糕的条件只能归咎为贫穷。但是，巴西足球几乎没有缺过钱。实际上，曾有不少财力雄厚的国际投资商试图将巴西足球提升到西欧足球的水平。1999年，一家总部设在达拉斯州名为“希克斯…缪斯…塔特与福斯特”（Hic　ks，Mus　e，Ta　te　　&　　Furs　t）的投资基金为圣保罗的科林蒂安（Co　rinthia　ns）俱乐部和美景市（Be　lo　　　Ho　ri…z　onte）的克鲁塞罗（Cruz　e　iro）俱乐部注资数百万美元。IS　L，一家瑞士的体育营销公司，购得了弗拉门戈俱乐部的一部分股权。比这更早几年，意大利食品业巨头帕玛拉特（Pa　rma　la　t）开始经营圣保罗的帕尔梅拉斯（Pa　lme　ira　s）俱乐部。这些投资商们来到这里，试图暗中消除卡拉托拉斯的腐败行为，并代之以职业化的道德规范、科学的现代营销理念以及对资产负债表的关注。“资本主义观念正在战胜统治这项运动太久的封建思想”，巴西德高望重的足球记者胡卡·克弗里（J　uc　a　　　Kfo　uri）在外资大量注入时预言。报纸上登出预测，几年之内足球产业将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4％。

当投资商谈到挖掘巴西足球的潜力时，是想利用这项运动的一个独特之处，即巴西足球风格的美感要远远超过其他运动。战后，在国际比赛真正开始举行时，巴西队就成为一支国际强队，因为巴西足球没有欧洲大陆足球那些死板的战略规则。站位、队形和防守在巴西足球中远不如灵性、技巧和射门受重视。援引意大利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　r　　Pa　o　lo　　　Pa　s　o　lini）的说法就是，欧洲足球是散文，巴西足球是诗。巴西足球为这项运动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范例：脚后跟传球、一连串的头部和臀部假动作、倒钩球。

但是当巴西风格和一些巴西球员在全球经济中大赚特赚的时候，巴西却并没有发达。纵观世界，体育运动并不只是因其热烈奔放而闻名。它还附带了许多其他的因素。卡拉托拉斯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巴西足坛，每当一颗新星升起并成为球迷钟爱的偶像时，他就会被卖到欧洲，这不只是出于对金钱的贪婪。大量巴西球员更愿意选择加入乏味的法罗群岛（Fa　e　ro　e　　　Is　la　nd　s）、海地以及阿尔巴尼亚的联赛而不愿意留在国内踢球。他们在逃避卡拉托拉斯这一特殊的群体反复无常的规则。卡拉托拉斯每年都要改变巴西冠军联赛的规则——

通常是为了使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俱乐部受益。正如罗纳尔多在1998年对记者所说的那样：“给我再好的条件我也不回巴西踢球。”

尽管这些外国投资商有雄心和资金，但是他们没能使这种情况有丝毫的改变。他们到达巴西还不到三年就带着耻辱离开了。在科林蒂安俱乐部，球迷们举行了反对希克斯…缪斯（Hic　ks，Mus　e）的示威活动，抗议他们没能兑现购进大牌球星以及建设现代化场馆的诺言。在弗拉门戈俱乐部，IS　L因为破产而倒闭。外资没能使巴西足球成为世界足球领域的NBA，也没能使这项运动摆脱腐败。事实上，很多客观的指标显示，现在的巴西足球比外资涌入之前更为糟糕。所以说这不仅是一个体育事业衰败的悲剧，这还是全球化好事物败坏恶化的例子；还是一个腐败战胜自由，令托马斯·弗里德曼名誉扫地的故事。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三（1）

和任何一个巴西足球故事一样，下面的故事也自然有一个开端：球王，我指的是艾迪逊·阿兰蒂斯·德·纳西曼托（Ed　s　o　n　　Ara　nte　s　　　d　o　　　Na　s　c　ime　nto）。当然了，也就是贝利（Pe　l　é）。他就是这个自然的开端，因为他是巴西足球走向世界的中心人物，也是他将巴西足球从卡拉托拉斯的破坏性统治中拯救了出来。而且他还开创了另一个漂亮的开端，因为他的自传其实就是一部巴西的经济发展史。

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里约西部边境的一个名为特雷斯科拉索内斯（Tre　s　　　Co　ra　c　o　e　s）的贫穷小镇上。那时的艾迪逊·阿兰蒂斯（Ed　s　o　n　　Ara　nte　s）体形单薄（开始踢球时体重仅为65公斤），看上去他更适合于擦鞋和将烟屁股里的烟丝收集起来做成香烟再卖掉，而这些也是他最初的工作。但他有一个执著的父亲唐丁荷（Do　nd　inho）。唐丁荷左膝的韧带在参加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职业比赛中断了；他想靠踢球成名改变社会地位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因此，从一开始唐丁荷就为儿子锁定了明确的目标。尽管身高有限，但贝利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