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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安排他离职去青岛休养。这样，张仁初就离开了他战斗和生活了多年的老部队，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住进军委疗养院（即121疗养院、现在的青岛一疗）。组织和领导的关怀，同志战友的依依惜别之情，都令张仁初感慨万分。此后不久，夫人刘浩也转业来到青岛市人民广播电台，任副台长、后任台长。孩子们也陆续转至青岛上学，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在青岛的疗养生活和在部队的紧张的战斗生活有天壤之别，每天上午是医护人员巡视查房，然后是理疗、体疗。冬季在室内洗温水浴及游泳，夏季则到海水浴场接受大自然的恩赐。在蓝天、碧海、阳光、沙滩的环抱中，使张仁初的身心得到放松，通过积极治疗，伤病逐渐恢复。

在疗养期间，部队正在实行军衔制，大家都在进行总结写自传，张仁初也写好了自传，准备接受组织上的审核检验。对于能授什么军衔的问题，张仁初也有冷静客观的考虑。他曾谦虚的对家人和周围的同志讲：“我能授个少将就行了，某某同志水平高可能会授中将。”当他后来知道将被授予中将军衔时，组织上的信任和关怀使他深受感动。

1955年9月，张仁初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同时，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隆重授衔仪式上，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攻打腊子口的张仁初营长吧，这一仗打的好，谢谢你！”

张仁初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他心中波涛汹涌，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使他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将军。

在青岛疗养期间，张仁初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参加会议，参政议政。张仁初还为培养祖国下一代尽心尽力，他经常应邀给中小学生讲战斗故事，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张仁初因病未能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组织上特地给他选派了一名文化教员来帮助他学习文化，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1962年7月，张仁初被任命为济南市军区副司令员，先后分管过民兵、后勤、作战等工作。无论分管哪项工作，他都像战争年代一样，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努力完成党赋予的任务。工作中，他勤勤恳恳，勇于负责，实事求是，雷厉风行，他经常深入部队，深入基层，具体检查指导工作，及时解决部队建设的重大问题。他跑遍了全区的每个农场和医院，经常深入沿海岛屿和哨所。他每到一处，总是人未到，声先至，他那洪亮的湖北口语，风趣的话语使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和大家的距离即刻也拉近了。他挥舞镰刀和官兵们一起收割麦子，他手把手教民兵演练射击动作；他在连队和干部战士谈笑风生，他到医院和医生护士亲切交谈。他协助杨得志司令员抓好山东民兵建设。在1963年全国民兵大比武中成为典范，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观看表演，称赞“山东的民兵工作搞的好！”

他处处维护军区党委的集体领导，维护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坚决执行党委的决议，从不打折扣。他尊重领导及时请示汇报工作，他把杨得志司令员和袁升平政委比做正副班长，常说：“要按正副班长的意见办。”处处支持领导工作，并努力完成好党委及领导分配的工作任务。他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经常参加机关党组织生活，每月亲自向党小组长交纳党费，外出时间长了，他都事先向支部或小组长打招呼。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冯文贡、情报部部长齐德华，都当过他的党小组长，他们说：“张副司令员组织观念很强，只要不出发，工作再忙也要参加组织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一如既往的维护党委的领导，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和激烈的运动中，他始终坚信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历经战争考验的人民军队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他坚信为了建立新中国，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杀出来的那些老领导、老战友对革命是赤胆忠心的。在史无前例的那场运动中，对于党委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困难再大，他也从来不讲价钱，不借故退缩。他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承担风险，敢于面对重大的转折，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所谓破“四旧”，戴高帽、游街示重的过火行动。有一次，一个群众组织的一些人做了一顶高帽子，来到军区要给一位军区领导戴，张仁初闻讯后，挺身而出，微笑着对情绪激动的群众做说服工作，他说：“你们不要喊啰，那位领导外出执行任务，不在家，你们有什么意见留下来。。。。。。你们还是回去吧。。。。。。”他看到群众还在坚持，就风趣的说：“工作是集体负责，你们一定要给他戴帽子，我替他戴一下可不可以呀？！”群众中立刻爆发出笑声，化解了紧张的气氛。最后，他们拿着高帽子离开了现场。

在那场运动中，他既要抓好部队的建设和稳定，还要承受运动的“洗礼”，超时工作的过度劳累和巨大的精神压抑，使他从战伤中恢复的身体又衰弱下来。1966年9月，出现便血，他仍不肯休息，还是像战争年代负伤不下火线那样坚持工作。便血的症状一天天加重，变的越来越频繁，出血也越来越多，他感到好象又一次负伤，全身虚弱无力，腹部阵阵作痛，保健医生和医院限于水平没有诊断清楚，直到1967年10月，他因长期便血出现了贫血，连上楼都气喘嘘嘘，他感觉这次生病非同寻常，在保健医生的催促下他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很快就明确他患了结肠癌，总医院陆维善教授给他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手术进行的很顺利，术后经过放疗等治疗，两个月后他出院了，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同志们劝他多注意休息，他常常说，战争年代年代负那么多伤，好几次都是差一点儿就到马克思那里去报道，但是都挺过来喽，这一次生病也难不倒我。史无前例的年代，使他要忙于开会，忙于协调，忙于做群众组织工作，他常常忙的忘记吃药。1969年6月，他感到右上腹部阵阵作痛，身体又一天天的瘦弱下来，组织上又把他送到解放军总医院，经过检查，医生确定他为结肠癌肝脏转移，住进解放军总医院。虽然医生想尽办法，但都不能阻止癌肿一天天长大、扩散，张仁初副司令员明显的衰弱下去。老战友，老首长去看望他，他总是吃力的说：“谢谢，请放心。。。。。”在病塌上，他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病情在一天天的恶化，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从不呻吟，他常常在迷朦中突然醒来，吃力的向身边的人讲述着他走过的路。。。。。。长征过草地。。。。。。打腊子口，还有那些数不完说不尽的战斗。。。。。。他感谢党；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他的今天。他没有遗憾；他为国为民不惜流血流汗；无数次面对死神他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又感到遗憾，他本想做更多的工作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而今他却无法再站立起来。他没有惋惜，在几十年血与火的战争中他几次和死神握手时，没有退却，他又站起来继续战斗；他又感到惋惜，浴血奋战中再强大的敌人，再坚固的堡垒他都打败了、攻破了，而今他却倒在病魔之下。。。。。。在他弥留之际，他把夫人刘浩叫到身边，吃力的断断续续地嘱咐：“把孩子们培养成。。。。。。忠于党。。。。。。真正的人。。。。。。”1969年11月4日20点43分，张仁初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60岁。

张仁初在四十二年的革命生涯中，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多次负伤，他不管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始终抱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念；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为创建和保卫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我军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仁初的一生充满了战斗的传奇色彩，他打过无数次险仗恶仗，有他的参与或指挥经常使战斗化险为夷。他在作战中敢打敢拼，身先士卒，是一员叱咤风云的勇将；他在战场上机动灵活，足智多谋，又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指挥家。有关他的战斗佳话和生活轶事至今仍在军民中广为流传；张仁初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张仁初将军的绰号“张疯子”的由来

前段时间在晓源那儿看了描写梁兴初将军战斗生涯的传记文学《统领万岁军》，在张万年总长为本书撰写的序内就特别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有著名的三员战将，他们是“梁大牙”梁兴初；“张疯子”张仁初；“毛猴子”贺东生。。。。。。

张仁初将军的绰号是在红军时期叫开的，起因是张仁初和他的294团调入中央红军前卫团以后，腊子口一战成名，后来担任红四团副团长时又在直罗镇战役中勇打头阵而得名。有许多熟悉他作战风格的老前辈说：张仁初打起仗来身先士卒，战斗越是激烈越向前冲，杀的性起往往赤膊上阵。他豹头环眼、吼声如雷。顾名思义曰：“张疯子。”

抗美援朝战争时，他早以担任军长多年了。战斗最吃紧时他还有好几次差点冲到最前线亲自打冲锋。多亏他身边的随从人员尽职尽责，关键时刻秘书和警卫员总是能不顾一切的将他拦住，不然的话还真不好说。我听他的保卫人员亲口对我们说过：在朝鲜，敌机专炸小车，有一次张军长的美吉普被敌机盯上。随行人员急的大喊：敌机来了，军长快跳车呀！谁知他双目圆睁，竟丝毫不为所动。实在无法，两个警卫员硬架着他跳了车，才脱离险境。试想，都当军长了还这般模样，他在当营长、团长和旅长时那还了得！又试想，指挥员都如此勇悍，他带的部队那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以上文字只是举例说明张将军的性格特征，其实，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张将军早已成就的粗中有细，有勇有谋了。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的骁勇善战；就已深得当时爱将如命的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赞赏。抗日战争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之初，张仁初就首批被委任为686团1营营长。随后在115师接受阎司令长官检阅时，林师长骑马走在全师的最前列。他亲自挑选的686团张仁初和685团梁兴初两位营长骑马跟随左右作他的护卫。马过受阅台时，二人站立马蹬向阎长官行注目礼和军礼。令阎长官对一一五师的军姿和英武大为赞叹！从此，又有人称：“115师二初。”

当副师长后再遇老团长

刘海清

抗美援朝战争时；在彭德怀总司令嘉奖“三十八军万岁军”以后，1951年2月的一天，我在中朝高干会议上做了《三所里阻击战经验介绍》。

我作完介绍，会议主持人宣布休会。各路将领纷纷站起来，朝洞口走去透风。

我回到座位上，脸上仍然红彤彤的挂着汗珠。正低头用手帕擦汗，远远的有两位领导模样的干部朝我走来。其中一位中等身材，国字型的脸上两道浓眉，透着英气；另一位满脸胡茬，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

还有十来步远的距离，只听中等身材的那位高门大嗓的朝我喊到：“刘海清！”

我闻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随即迅速的站起身来。

“小鬼！”中等身材的干部又喊了一声。

戴着深度眼镜满脸胡茬的那位朝中等身材的看了看，笑笑说：“你口气挺大呀，人家是副师长了。”

“副师长，怎么啦？”中等身材的也笑了笑，指着面前的我说：“你让他自己说，叫一声小鬼怎么了？”

我啪的立正，一下认出来，喊自己“小鬼”的干部是长征路上红四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张仁初。当年，十三四岁的自己背个小手枪，一颠一颠的跟在他的后面给他当公务员，拉着他的马尾巴走过草地，紧随他的身边突过腊子口。长征到达陕北后，我被调到二师师部给参谋长熊伯涛当警卫员，这才离开了这位形影不离一年多的首长。但这位首长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眼前，用亲切的目光抚慰着自己，用英勇的身影影响着自己。分手十多年了，此刻突然站在面前，使我一时手足无措，举手敬了个礼，却不知说什么好。

戴眼镜的首长看着张仁初，又看看我，笑笑问：“你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