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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第2页）

当然，本书作者同样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某些长期的发展态势极为明确，在此可就其中几项问题略作陈述，至少，也可以找出可能解决的条件。

长期而言，未来两大中心议题将是人口和生态。各地人口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即已呈爆炸性的增长，一般认为，将于2030年左右在100亿边缘稳定下来，即1950年人口总数的5倍。主要的缓慢因素，将来自第三世界出生率的降低。如果这些预测爆出冷门，世人对未来所做的一切赌注估计都将出差错。但是即使这个推算大致不离谱吧，届时人类也将面对一个历来不曾面临的全球性大问题，即如何维持世界人口稳定。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如何保持世界人口在一定级数的上下，或以一定趋势稍许增减（至于全球人口剧降的情况，虽然不大可能，却非完全不能想象，不过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然而，不管人口是否稳定，各地人口必然继续向外迁移，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已有的不均衡状态更加恶化。总的来说，未来也将如“短20世纪”时期一般，发达的富国，将是人口首先达到稳定的国家，甚至还会趋于减少，正如20世纪90年代之时，已有数国出现这种现象。

若以萨尔瓦多或摩洛哥的标准而言，那么富国中的男女，人人都称得上是有钱人家。拥有大量青壮劳动力的穷国国民，只能在富有世界中共争那卑微工作。富国则长者日增，孩童日少，势将在以下三者之间做一选择：第一，大量开放门户欢迎移民；第二，于必要时高筑栅栏防范移民（长期而言此举可能不切实际）；第三，另谋他法。最可能的途径，也许是给予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及有条件的移民，不授予外来者以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等于创造出一个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这种安排，从干脆表明态度的南非、以色列两国的“隔离政策”（这种极端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地区日渐减少，却尚未完全消失），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只要他们不向移入国有所要求），情况不一。因为这些劳务移民，纯系将此地视为前来工作挣钱之处，基本上仍以本国本乡为立根之地。20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进步，再加上贫富国家之间收入悬殊，这种住家与就业在两地分别并行的现象将更加可行。长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来发展仍未可知，这将在永远的乐观者与幻灭的怀疑者之间，成为争辩不休的题目。

这类分歧，势必于未来数十年之间，在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至于生态问题，虽然就长期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却没有立刻的爆炸作用。这个说法，并无小觑生态问题重要性的用意——不过自生态一事于70年代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议论的领域以来，世人确有以末日立即临头的口吻来讨论的错误倾向。然而，虽说“温室效应”也许不会使公元2000年时的海平面升高到足以淹没孟加拉和荷兰全境的程度，而地球上每天，物种不知死多少的状况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个像“短20世纪”般的经济增长，如果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假定有此可能），对地球的自然环境，包括身为其中一部分的人类而言，势必造成无可挽回的灾变。它不会使这个星球毁灭，也不会使其完全不可栖息，但是一定会改变这个生物圈内的生命形态，甚至有可能不适合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以任何接近今天人数的状况继续居住。更有甚者，现代科技越发加速了我们这个物种改变环境的能力，因此就算我们假定改变的速度不再加快，剩下能让我们寻找对策的时间，也将只能以数十年而非数百年计了。

生态危机的脚步逼近，究竟有何对策可行？关于这个答案，只有三件事可以肯定。第一，必须是全球性的努力，而非局部性的方案。当然，个别而言，如果全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即那仅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人，能够将他们消费的油价提高到合理的程度，也许可以为挽救地球的工作，多争取一点时间。第二，生态政策的目的，必须“彻底”与“合理”双管齐下。而只靠市场性的解决，例如将皮箱的环境成本，加入消费者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之内，便是既不彻底也不合理的做法。美国之例可证：甚至稍微增加一点能源税，都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不可克服的政治阻力。1973年以来的油价记录也可佐证，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6年之间，能源成本暴增12至16倍，也不足以减少能源的使用，却只能使它的使用更有效率而已。同时反更鼓励其他一些在环保上效果可疑的新能源——例如化石燃料（fossilfuel）的投资。这些发展，势将再度造成油价的下降，并鼓励更多浪费。而在另一方面，种种诸如零增长世界的拟议——更别谈返璞归真，人类与自然共生的诸般幻想——也都根本不切实际。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所谓的零增长，势必冻结各国之间已有的不平等现象。瑞士一般居民自然可以忍受，印度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同意。难怪支持生态论调的主要来源，大多是富有国家以及所有国家中那生活优裕的有钱人及中产阶级（那些靠污染赚钱的生意人除外）。而贫穷国家人口猛增，普遍失业，自然要更多更大地“开发”了。

但是不论富有与否，支持生态政策绝对正确。就中期而言，发展增长的速率应该限制在“足以存活”的层次——不过这个名词已经好用到无甚意义了——而从长期着眼，在人类与其消耗的（可更新的）资源，及其活动对环境产生的效果三者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的立足点。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推测，到底该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以及在何等的人口、科技与消费层次上，才能达到这一平衡。科学的专门知识，自然可以为我们打造出避免那不可挽回的危机的钥匙，可是此中平衡的建立，却不属科学与技术范畴，而是政治与社会议题。然而有一事绝对无可否认，一个建立在以无限牟利为目的，并以彼此竞争于全球性自由市场为手段的经济事业之上的世界经济，势必与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理念不协调。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类还想要有未来，危机20年的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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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独而言，世界经济的问题并不严重。若放手任其为之，世界经济必然继续增长。如果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出现任何波动，也必定是因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进入了一个繁荣扩张的时期。虽然这份繁荣，短期内将因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余震、世界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的战乱现象，以及世人过度投入全球自由贸易的无限热情（对于此份幻想，经济学家似乎比历史学家要更不切实际）而暂时受挫。不过，经济扩张的前景极其无限。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黄金时代，基本上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大跃进，这个经济区域也就大约有6亿人口居住的20个国家（1960年）。全球国际化与国际生产的重新分配，将继续促使世界60亿人口中的其余大多数迈进全球经济的领域。此情此景，相信连最悲观的人士也得承认，企业的前途极为光明。

但是其中却有一大例外，即在贫富国家之间，差异的鸿沟不但日渐加深，而且无可反转。这种贫富差异深化的现象，因80年代给第三世界的重大打击，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步入贫穷而愈发加速。而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始终不会大幅滑落，这道差距看来好像只会有增无减。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无限制的国际贸易，将使贫国与富国的距离逐渐接近；这种想法，不但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也不合一般常识。[4]一个建立在不平等更加深化的世界经济体系，未来头痛的问题只有日重一日。

经济的活动，绝不能自外于它的大环境及它造成的后果而独立存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共有三大层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断进步，更使人类劳动力脱离商品和劳动的生产过程，却不会为这些被遗弃的劳动力，提供足够或类似的工作替代；也无法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足以吸收这些余下的人工。黄金时代曾出现于西方的全面就业，如今甚至连短时间的恢复也无人敢预期。其二，人力虽然依旧是一大生产主力，经济的全球化却使工业中心开始转移，由劳动力成本昂贵的富国，移向在其他条件相同之下，却拥有廉价劳动力为其最大优点的国家。于是便造成以下各种后果：工作由高工资地区转向低工资地区；同时高工资地区的工资（基于自由市场运作的原则），也在全球工资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下降，旧有的工业国，例如英国只好也跟上廉价劳动力的路子，却在社会上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以致无法在这个基础上与新兴工业国家竞争。历史上诸如这一类的压力，通常是由国家采取行动抗衡，例如举起保护主义大旗。然而，这正是20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第三项隐忧，即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胜利，以及自由市场意识的高举，使得因经济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击，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处理，至少，也减弱了处理的力量。世界经济，便成为一台力量日渐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够，又由谁来控制？这个现象，自然同时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问题。在某些国家里（例如英国），其直接严重的程度，显然更甚于另外一些国家（例如韩国）。

黄金时代的经济奇迹，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实际收入的增高为基础，因为大量消费的经济，需要大批拥有足够收入的消费者，消化高科技的耐用消费品。[5]在高工资的劳动力市场里，这类收入多属劳动性的工资所得，而如今这笔收入面临威胁，经济对大量消费的依赖却更甚往昔。诚然，在富有国家的消费市场上，其劳动力已因由工业移向第三产业而趋稳定——第三产业的就业情况，一般而言也较少变化——而移转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多数是社会安全暨福利收入），对消费市场的稳定也不无贡献。以上收入，约占8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成；回到20年代，却仅不到4%（Bairoch，1993，p。174）。此中变化，也许可以解释当1987年华尔街股市大幅滑落时，虽是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却不像30年代的那样，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萧条。

然而，就连上述这两项提供安定作用的收入形式，如今也正面临破坏之中。随着“短20世纪”步入尾声，西方政府及“正统”经济学派开始一致同意，公共社会安全与福利的负担太重，必须予以削减。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向来最为稳定的几项行业里面，大规模的人事裁减也成家常便饭，例如国家机关、金融业，以及就科技而言重复多余的大量办公室型工作等等。不过对于全球性经济而言，一时将不致造成直接威胁，只要旧市场的相应萎缩，可以由世界其余地区的扩张相应弥补即可。或者说，从全球观点而言，只要实际收入增加者的人数，其增长率始终超过其余人口即可。用更残酷的口吻说明，如果全球经济可以无视一小群贫穷国家，径将其列为无关大局的经济末节，那么，它自然也可置本国境内的穷人于不顾，只要那些值得看重的消费者人数够大够多即可。从企业经济观及公司会计学的高台鸟瞰下顾，谁需要那占美国人口10%，从1979年以来实际时薪直线下降几乎达16%的一群？

从经济自由主义隐含的全球角度再度观之，不平等的增长现象根本无关紧要——除非可以在全球的层面之上，显示出负面多于正面的总体效果。[6]从这个角度观察，只要成本比较的结果许可，就经济而言，法国便没有理由不全面停止农业生产，而改向国外全面进口粮食。同样的，只要科技及成本效益可行，也没有理由不把全世界的电视生产，一律搬到墨西哥城。但是这种观点，自然不能被此身同在“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范畴之下生存的世人（即所有国家的政府及其境内居民）全盘接受。其中最大的原因，自是我们无法规避世界性变乱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

不论这一类问题性质为何，一个毫无限制，且无法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不能提供答案；更有甚者，它极可能使得永久性失业和增长低落的现象更加恶化。因为一切以理性处事，专事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选择途径无他，自然是：第一，尽可能裁减人员，要知道人事费用可比电脑昂贵多了；第二，尽可能削减社会安全税负（或其他任何税负）。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样也不可能解决以上问题。其实直到70年代以前，不论是国家或世界资本主义，从未在完全自由开放的情况下运作一天，即使有过，也不见得曾经从中获益。以19世纪为例，就可以举出一点质疑：当时真正的状况，“恰好与古典模式相反：自由贸易，与不景气及保护主义同时发生，或者说，前者可能正是造成后两项发生的主要因素。而最后一项，恐怕也正是今日多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今日发展程度的主因”（Bairoch，1993，p。164）。至于20世纪的经济奇迹，更非遵循“自由放任”，根本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主导了80年代，并在苏联体系倒闭后志得意满的经济自由化及“市场化”高调，事实上不能持久。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爆发危机，加以所谓“休克疗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败涂地，已经令许多此前的兴奋相随者进行反思——1993年的经济专家顾问竟宣称“也许马克思毕竟没错”。这种话在以前谁能料到？然而，回归现实的道路上，却又遭遇两大阻碍。其一是缺乏重大的政治威胁，例如社会主义及苏联集团，或像纳粹之攫取德国政权在当时造成的重大危机。这一类的威胁，本书已经一再显示，都是促使资本主义进行自身改革的重大因素。然而，如今苏联已然解体，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也日趋没落解体，第三世界在传统战争中的军事意义很小，以及发达国家的真正穷人，已经贬落而成少数的“下层阶级”身份——凡此种种，都降低了主动改革的刺激。而极右派运动气焰高涨，前共产党国家对旧政权传人的支持意外地复活，也不啻世界的一大警讯。到90年代，此中的警告意味更浓。其二是全球化的过程本身，在国家保护机制的解体之下更加强化。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被得意地赞扬为“财富的制造场……被举世视为效果最宏大的人类发明”。可是论到这项伟大发明的社会成本，其中的牺牲者却不复有往日的国家手段来保护了。

但是《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的这同一篇社论，却也同时表示（1993年12月24日）：

然而，这股力却有其不完美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人口从中所得的益处却很低微。甚至在发达的经济地区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也不见利益涓滴下流，反见财富不断向豪富回流。

随着21世纪的脚步日近，眼前的第一任务更为明显。我们没有时间再对着苏联的残骸幸灾乐祸了。世人应该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究竟是什么？对症下药，应当从哪里下手？而缺陷若消除，资本主义体系是否仍将恢复本来面目？正如美籍捷克裔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循环波动现象，“不似扁桃体，可以单独分离个别处理。相反地，却如心跳，正是表现心跳征候的机体的本质所在”（Schumpeter，1939，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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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系瓦解了，西方评论家的直接反应，便是此事证实了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政治的永久胜利。但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两项观念的不同却常为北美某些浅薄的政治观察家所混淆。诚然，在“短20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的体质固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却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凡是处于90年代初期的严肃观察人士，都不会对它抱同样的乐观态度。最大的指望，也只能稍带信心地预测：就实际而言，世界各国（也许那些受神明启示，坚持宗教激进主义路线的国家得除去不计）都将继续表示全力拥护民主、举办某种形式的选举，并对那些有时纯属理论性的反对意见予以容忍。与此同时，则大力粉饰门面，将它们各自的装饰加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之上。[7]

当前政治局势的最大征候，其实正是各国政局的不稳定。在绝大多数国家内，现有政权能否安度未来的10年或15年，依最乐观的估计，情况都不大可靠。甚至连相形之下，政府制度及政权转移较为稳定的国家，例如加拿大、比利时或西班牙，未来10年或15年内，它们能否依然保持其单一国家地位，也是一大问号。其未来继起政权的性质形式——若有任何继起政权——也因此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政治这门学问，“未来学”难有用武之地。

不过全球政治景观之上，却有几个特征极为突出。其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是民族式主权国家的衰落。民族国家，乃是理性时代以来主要的政治建制。它的成立，一方面通过国家对公共权力及法律的垄断，一方面则因为就多数目的而言，它也是政治行动有效的行使场地。民族国家地位的降低，来自上下两项因素。就第一方面而言，它的权力功能，正快速地让与各种超国家级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型国家及帝国的纷纷瓦解，小国林立，在国际无主的乱阵中缺乏自卫能力之故。而在国境之内，各国也逐渐失去对国事的传统独霸权力，私人保安和快递服务的兴起，恰好证明原本普遍由国家部门负责的事务，正大权旁落至民间手中。

不过这些发展，并未使国家成为多余或无效的一项存在。事实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科技的相助之下，国家对个人的监督控制能力反而加强。因为所有财务、行政事项、大小银钱出入（除了小笔现金交易之外），可能都有电脑忠实记录；而一切通讯对话（除了在户外当面交谈），也可以予以截听记录。但是尽管如此，国家的形势已经变了。本来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为止，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势力、功能，莫不持续扩增。这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主要特征。不论个别政府的性质为何——自由、保守、社会民主、法西斯，或共产党——在现代化大势达到高峰之际，“现代”国民的生活种种，几乎都由本国政府的“所为”或“所不为”全面操纵（除了在两国冲突时，局势就非本国政府单方面所能控制了）。甚至连全球性力量造成的冲击，例如世界经济的兴衰大势，也通过政府决策与建制的过滤方才及于民众。[8]然而到20世纪末，民族国家却开始被迫改取守势，去面对一个它不再能控制的世界经济；面对它自己一手创立、以解救本身国际性不强的超国家机构，如欧盟组织；面对财政上日渐明显的无能为力，再不能给予其公民短短几十年前还能信心十足提供的各项服务；更有甚者，面对它再也无法依据它自己的标准，去维护公共法律及社会秩序，而这些正是它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功能。当年在国家权力蒸蒸日上的年代，它将如此众多的功能大包大揽，集于一身，并为自己设下如此雄伟的目标，维持绝对的公共秩序与控制。昔日何等风光，与今天的落魄衰颓两相对照，越发使其无能为力的痛苦加重。

然而，世人如要向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及环境问题挑战，国家及政府——或其他某种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就越发不可缺少。或者像40年代的资本主义改革所示，如果经济体系打算继续勉强地运行下去，国家的存在更不可少。若无政府机制在上，对国民所得进行配置及再分配，（比如说）旧有发达国家内的人民将落于何种下场？它们的经济，全系于一个所得者日益稀少的基础之上。紧夹在这群有限所得者的两边，一边是人数日众、不再为高科技经济需要的劳动人口；一边是人数也同样膨胀却不再有工作收入的老年公民。当然，若说欧盟组织的民众，在其每人收入总值平均于1970—1990年之间跃升了80%的条件下，却于1990年时，“供不起”在其1970年视为当然的收入及福利水准，此话自是虚妄（WorldTables，1991，pp。8—9）。但是这种局面，若无国家居间，绝无可能存在。假定——并非全无可能——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达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工作有得，其余四分之三则全无收入的状况，如此这般20年后，经济发展也足以产出双倍于以往的国民收入总值。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公共权力外，谁会且谁能保证，全民皆有保障，至少可以有最低限度的收入及福利？谁能够抗拒那在危机20年中，如此显著，急趋于一方的不平等大势？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判断，施援来救者绝非自由市场。如果那些年的教训带给世人任何证据，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政治课题——自然包括发达的世界在内——不在如何扩增国家财富，却在如何分配财富，以利人民福祉。分配的课题，对急需更多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巴西，就是忽略社会问题后果的最大例证。1939年，巴西的平均国民收入几乎为斯里兰卡的两倍半；80年代结束时，更高达6倍有余。可是斯里兰卡的居民，在主食补助及免费的教育医疗下（直到1979年末期），其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却比巴西高出数年；它的婴儿死亡率，于1969年也仅有巴西半数，1989年更减为巴西三分之一（WorldTables，pp。144—147，52—127）。若比较两国的文盲人数，1989年时，巴西更几乎达亚洲这个岛国的两倍。

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增长，势将主导着21世纪的政治舞台。非市场性的资源配置——或至少对市场性配置予以毫不留情的限制——是防止未来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不管采取哪一种手段，人类在21世纪的命运前途，全在公共权力的重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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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一个双重难题。决策权力单位的性质、范畴——无论是国际级、超国家级、国家级或国家以下级的权限，单独运作或联合——其中分别究竟为何？与其决策所关系的民众之间，又将属何种关系？

第一个问题，就某种角度而言，是一种技术性的问题。因为公共权力的机构早已各就各位，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原则上也早已存在。不断扩张之中的欧盟组织，即为这方面的议题提供了许多材料，虽然就国际级、超国家级、国家级，以及国家以下级单位组织之间彼此的实际分工而论，任何特定的建议、方案，必然为某人某国所憎恨抵制。现有的国际社会的权力机构，其功能显然太过专门，即使它们试图扩展权限，对上门借钱的国家强制其政治或生态主张。可是欧盟这个组织，恐怕将维持其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特地位，因为它是欧洲历史情境之下的特殊产物，除非在苏联的残垣断壁之中，会重新组成某种类似的整合组织。除此之外，一般超国家级决策的进展速度固然会增加，其速度却不可预测，不过我们可以一窥其可能的运作状况。事实上，它早已经在运转之中，通过大规模国际贷款机构的全球银行经理人，代表着最富国家资源的寡头集合，刚巧也包括了世上最强盛的国家。随着贫富之间的差距日增，行使这一类国际权势的范围也似乎更为扩大。头痛的问题却出在这里：自70年代以来，拥有美国政治后台支持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家国际机构，开始有系统地钟情于符合自由市场“正统”学说、私有企业，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不但正合20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口味，而且也颇有19世纪英国的经济风格，可是却不见得切合世界的真正需要。如果全球性的决策欲发挥其潜在功能，这一类偏颇政策势必非有所改变不可。然而短期之内，却不见有这种可能。

第二个问题，却与技术性的处理无关。此中问题所在，是出于值此世纪之末世界所面临的两难之局。今日的世界，一方面致力于某种特殊品牌的政治民主，同时却又碰上与总统及多党选举无关的根本政策难题——即使这类选举不曾使问题更加复杂。已往的20世纪，是一个凡“夫”俗“子”的世纪——至少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前是如此——因此概括地说，这个难题根本便是身在其中者的两难之局。这是一个政府可以——有人会说，一定得——为“民有”、“民享”的时代，可是却又是一个在实际上，完全无法交由“民治”的年代，甚至不能由那些通过竞选选出的代议会来治理。这种矛盾其实由来已久。自从全民投票政治逐渐成为常态，不仅仅为美国一国特有以来，民主政治的难处（本书在前面已经有所讨论）即已成为政治学者及讽刺家熟悉的题目。

然而民主的困境，现今却变得更加尖锐，一方面是由于民意调查的时时刻刻监视，以及无所不在的媒体时时刻刻煽风点火，舆论变成上天入地无可逃遁之事。另一方面，则由于公家当局需要做出更多的决定，却非区区民意舆论可以为其指点方向。经常的情况是，当局可能得做出为大多数选民所不喜欢的决定，而各个选民，则出于私人原因予以反对，虽然在总体上，也许这些决定有益全体。因此到了世纪之末，某些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便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主张加税的提议，无异是在选票上的自杀。选举，于是成为参选人竞相对财政漫天扯谎的舞台。与此同时，选民与国会——包括绝大多数投票人及当选人在内——却得时时面对外行人根本不具资格发表意见的决定，比如说，核能发电的何去何从。

不过甚至在民主国家里，也有过民众与政府的目标一致，政府享有合法地位并拥有人民信任的时刻，双方和衷共济，有强烈的祸福与共的感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军民。除此之外，也有过其他时候，由于状况特殊，使政坛大敌之间产生基本共识，让政府放手而为，追求众人皆无基本歧义的政策，例如黄金年代的西方国家。而政府也常常需要依赖专家意见，这类意见是外行的行政当局不可或缺的。当这些科技顾问开口时，只要口径一致——或至少同多于异——政策上的争议往往得以减少。只有在专家学者意见分歧时，外行的决策者才陷入黑暗，仿佛陪审团碰上检辩双方分别招来心理专家作证一般，双方莫衷一是，只有胡乱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