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9部分（第2页）

离开丹丹乌里克，特林克勒自己又骑马考察了和阗河岸的著名名胜——玛札塔格。这是1928年4月2日的事。

到1928年4月4日，中国地方当局明令禁止特林克勒探险队在和阗再从事任何挖掘。

6月，特林克勒、德·特拉、博斯哈德在喀什噶尔聚齐，再次申诉又被拒绝，所有攫获的文物均被官方扣压。特林克勒和德·特拉只得经昆仑山口回印度。仅留下博斯哈德做善后。1928年从6月到年底，博斯哈德发挥了商人的潜能，经无数次谈判，时而怒目相向，时而握手言和；多为软磨硬泡，偶或私相授受，把整个喀什噶尔政界搅得不得安宁。决定最终做出：这批文物一分为二，一部分“赠给”特林克勒探险队，一部分充公。而充公的大部分，又由博斯哈德私下向主管官员“赎回”。

1928年12月5日，博斯哈德终于和数十箱文物一同首途，经苏俄回国。

而特林克勒一行在1928年6月16日离开喀什噶尔，7月2日离开叶尔羌（即今莎车），7月7日离开哈尔噶里克（即今叶城），走向昆仑山的克里阳河谷。8月17日中午，特林克勒的驼队进入拉达克首府列城的集市，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

二、佉卢文秘史（20）

一回到国内，出版商就约特林克勒写了一本通俗的探险考察记，出版于1930年。也许是中亚的风沙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往返穿越的昆仑山，是一年四季强风劲吹；而在和阗时逢晚春初夏——三、四月间——的风季，所以他所经历的中亚，一直为风暴席卷。也许是他想曲折地表述对探险夭折的感受，便将自己关于新疆的探险记命名为IMLANDE　DER　STURME，直译就是“在风暴席卷的区域”——中文版名为《未完成的探险》。这本书先出版了德文版（莱比锡·1930年），马上就译成英文出版（伦敦·1931年）。

就特林克勒一生而言，幸运的是，1928年的归途中，他奇迹般地在仆人枪械“走火”时幸免于难。不幸的是，1931年4月19日，竟死于一次车祸。除了这本《未完成的探险》，他生前只来得及写出计划写作的学术著作中的一种：《中亚西部及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理考察》，并在他身后才问世（柏林·1932年）。

特林克勒留下了什么

巡游塔里木的古迹与绿洲，为德国的博物馆充实展品，是特林克勒此行的目的。但对塔里木的了解与深入程度，他无法与赫定、斯坦因，甚至不能与另一支“失控的探险队”——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比肩。但不能不承认，就塔里木来说，很难再有像特林克勒目光这样敏锐的观察家，悟性这样高的“闯入者”。这些年我一直陆陆续续写一本有关塔里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书，读了《未完成的探险》，我简直以为在读自己那本书“南河”章的初稿。当然，有特林克勒的记述，我那本书一定能写得更好，因为我的观察与思考，有了更有力的依据。这就是我认为哪怕仅凭《未写成的探险》这本书，特林克勒这个探险家也不能被遗忘的原因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和阗洛甫以北的沙漠中，特林克勒对著名的古寺热瓦克进行了挖掘。这个佛寺是1901年由斯坦因首次发掘的，斯坦因可以说是西域探险家中最“专业”的一人，他对热瓦克的发掘相当彻底，发现物颇丰。但特林克勒一来到热瓦克就注意到，从1901年到1928年这二三十年间，和阗地区的风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近三十年来，覆盖佛塔西面的沙已经漂移，结果部分西南墙现在已显露在沙上面，遍地是雕像的碎片”。正因为如此，不少在斯坦因来到时为积沙掩盖的地方，展露出了新的遗址。由于在此期间，和阗当地没有任何科学的气象观测，这个变化并没有引起关注。特林克勒不仅能捡到斯坦因的“漏”，还不经意地指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而1988年在一个重要的和阗遗址，1989年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喀拉墩，我都曾观察到，20世纪以来塔里木的风向确实改变了，事实上这就是“操纵”着和阗古迹隐显的原因之一，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退的动力。这一情况是特林克勒于1928首次提出的。

此外，关于热瓦克等佛寺是被大火焚毁的，而佛寺焚毁时佛像面部就被有意破坏。关于前往丹丹乌里克时见到的“和阗河”（而且河中尚有部分水①）。此外，关于玛札塔格，关于皮尔曼的“鸽子塘”寺院，关于玛拉巴什（即今巴楚）胡杨林中最后的新疆虎……《未完成的探险》一书中的这些内容，都是万万不能忽略的。　。。

二、佉卢文秘史（21）

在19~20世纪的中亚探险家当中，特林克勒即便不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也可以说是最不幸、最倒霉者之一。1894年，探访过和阗的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死于长江江源，采集品亦曾散失殆尽②，但杜氏身后的名气要比特林克勒大得多。据我所知，在特林克勒死后，出版过一本纪念文集《特林克勒博士中亚考察科学成果》（柏林·1932年）。它，再加上《未完成的探险》，就是今天认识特林克勒其人的主要依据。

如果以列城作为起止点，那么特林克勒的西域探险共历时一年零十余天，但在新疆和阗，仅有4个多月。这个时间并不长。

回国后，特林克勒、德·特拉、博斯哈德分别应邀写出了自己的探险考察记，但除特林克勒这本《未完成的探险》之外，都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

所幸的是，摄影师德·　特拉在1931年2月曾公开披露了自己为丹丹乌里克的寺院壁画所照的照片。由于这些精美的壁画原作大多毁于以后二次大战的空袭，所以德·　特拉的相片就成了它们仅存的记录。

“独行侠”退出新疆

特林克勒的和阗之行，在当时就受到了上至中华民国政府，下至中国学界和民间人士的普遍反对，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新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而从中外两个方面看，这个事件都有其深刻的背景。

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丝绸之路热”持续升温，中亚考古探险和攫获文物竟成为外人了解新疆的视角。欧美的各研究机构和大博物馆，纷纷出高价搜集藏品，——你总不能建立起一个富丽堂皇的博物馆，而让它空着。这就从客观上造成了亚非文明古国的劫难。步欧洲、日本后尘的美国，安德鲁斯、华尔纳两支以“找宝”为目标的探险队前往中国，而且都铩羽而归，以至美国的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中国艺术馆不得不以重金劝诱老探险家斯坦因出马，赴新疆为其找宝。

另一方面，“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早不是由西太后统治的国家。特别是当1926年斯文·赫定率先与中国学术界合作，成立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外国人以个人身份闯入西域已经成为过去。西域探险的“古典时期”结束了。而西域探险的“现代时期”到来的标志，就是“荒漠独行侠”退出西域探险史。特林克勒的遭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特林克勒之后，1929年在和阗沙漠考古探险的，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

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黄文弼曾写到：

当余等来新疆之前，有一德帝分子名椿克尔，藉游历为名，并无护照，欲在和阗考古，南京及乌鲁木齐当局累电和阗阻止，而椿克尔非但不听，反恶言相向，声称：“你们以前允许英国人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