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8部分（第1页）

可是转念一想，无论自己走到哪里，卡希尔的人都能轻易地给他几枪，然后逃之夭夭。“所以我决定还是开车回家吧，因为我更愿意死在家里，至少我妻子在自己家的房间里辨认尸体会更容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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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诺万把车停在了自家房子的车道上，卡希尔的人把车开到了多诺万那辆车的后面，等着。最后，他们开走了。三个星期之后，在1月份某天早上的8点30分，多诺万驱车驶上高速公路去上班，发动机的热量引爆了那颗制作粗糙的炸弹，“我突然看到一团蘑菇云在我的眼前升起，中间是一股巨大的火苗，”多诺万回忆道，“我先是看到了烟，然后是火焰，再然后我就眼前一黑。我的眼睛被金属碎片击中，接下来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试图移动右手，但是做不到，它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我伸出左手往下摸索，发现我的膝部以下只剩下组织的碎片。”

让人惊异的是，多诺万居然活了下来。在接受了一系列手术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肢体落下了残疾，眼睛也接近失明。卡希尔没有因为此次袭击遭到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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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希尔刚出道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小混混儿。十二岁那年他就因盗窃而被判有罪。几年后，为了让这个任性胡来的年轻人能有机会改邪归正，卡希尔的父亲送他参加了皇家海军新兵训练营，在那里，卡希尔以及其他的应征者都获准在一本小册子里面寻找自己希望受训的项目，卡希尔的眼睛被一个不熟悉的词吸引了——“喇叭手”。卡希尔对面试官说，他从没想过海军会需要喇叭手，不过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

以后的几年间，与卡希尔有关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可怕。人们都惧怕卡希尔，在谈论起他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紧张地压低声音。“人们都会对痛苦的经历印象深刻，”卡希尔曾经说过，“一颗子弹击穿头颅，那样的死法太简单了。必须让人们记住痛苦，看他下次还敢不敢犯错。”

卡希尔喜欢做“杀鸡儆猴”的事情。有一次他曾经把自己帮派内的一名成员钉在了十字架上，原因是他怀疑此人有背叛组织的行为；而在刚刚从十字架上被解救下来之后，卡希尔又把这个可怜虫的双手钉在了地板上。在无须作出残忍的事情恫吓自己的朋友和对头们的时候，卡希尔就猫在家里，与自己的妻子、小姨子过着快乐的家庭生活。这一家子养育了九个小孩儿，他们的父亲都是卡希尔，其中有五个是卡希尔的妻子生下的，另外四个孩子的母亲是卡希尔的小姨子。

在卡希尔的职业生涯中，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占有欲占据同等地位。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击败自己的敌人，还要羞辱他们，并借此表达他对整个世界的蔑视。1987年，有人潜入了都柏林市公诉人的办公室，盗走了大量卷宗，牵涉到数以百计的仍有待审理的罪案。没人会想不出那次行动是出自谁的手笔。

对国家机器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胜利都会让卡希尔津津乐道。在雄踞爱尔兰黑社会头把交椅的那些年间，卡希尔每个星期都会腾出时间去排大队，领取他的失业救济金，因为这样他就能让政府无比难堪，后者明确地把卡希尔列为人民公敌，但却又无法将其剔除出失业救济人员名单。关键不在于九十二英镑的救济——卡希尔名下产业包括两套房子、五辆汽车和六部摩托车——他真正在乎的是如何捉弄政府。

这个黑帮大佬的所有恶作剧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我比你们都聪明，你们甭想逮到我。”他成立了一个名为“关心犯罪者”的组织，宣称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过一份“不诚实的生活”。卡希尔最喜欢的一项策略，是在他的弟兄们实施抢劫或者绑架的同时，闯进某个正在繁忙工作的警察署里大吵大闹，这样那些警察们就被动地成为卡希尔的人证，可以为他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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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税收当局派出了一名稽查员，去核查卡希尔的账目，结果这名稽查员受到了这位黑帮大佬的热情款待。席间卡希尔彬彬有礼地表示要失陪一会儿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回来继续陪客人聊天，谴责那些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并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发表了一些点评。接着他示意客人望向窗外，“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只要往窗户外面看看，看看那些蓄意搞破坏的家伙现在正在干什么好事儿。”税收稽查员的轿车被点着了，像一堆篝火在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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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希尔对罗素堡的劫掠是他第一次插手艺术品犯罪的疆域，罗素堡是坐落在都柏林郊外的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里面陈列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这起抢夺案对卡希尔具有双重诱惑，一方面满足了他的贪婪，另一方面则可以表达他对上流社会的仇视。这幢别墅的正面宽度超过了两百米，被某些史籍评价为整个爱尔兰最漂亮的建筑。它是在十八世纪由一位家大业大的都柏林啤酒酿造商——后来他成为第一任米尔镇伯爵，建造起来的。自1952年起，罗素堡的所有权转给了一对英国夫妇，阿尔弗雷德爵士和贝特女士。

阿尔弗雷德爵士继承了一大笔产业，以及一批令人目眩神迷的艺术品。给他留下这些财富的是他的一位叔叔，后者是在南非创办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几位核心人物之一。贝特女士，闺名克莱门汀？弗里曼？米特福德，在英国的贵族当中地位显赫。她是米特福德姐妹的堂妹，迷人的、有贵族气派的米特福德姐妹（一共有六个）以她们个人以及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而著称。贝特夫妇在南非住过几年，后来他们改了主意，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搬回了英国。在随手翻阅《乡村生活》杂志的时候，阿尔弗雷德爵士看到了一幅罗素堡的照片。在买下这幢共有一百个房间的大宅子之前，他甚至不曾对罗素堡进行过实地的探察。

在1986年，阿尔弗雷德爵士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向爱尔兰国家画廊捐赠十七幅大师杰作。消息传到了卡希尔的耳朵里。怀着大赚一票的渴望，以及抢走即将到手的礼物以羞辱爱尔兰政府的用心，卡希尔认真地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在阿尔弗雷德爵士准备捐赠的礼物当中，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这幅令人目眩的杰作是阿尔弗雷德爵士所有收藏品中最杰出的，同时也是最名声显赫的。“维米尔所有的精华都在贝特女士的家里。”一位狂喜的学者曾经写道。

《写信的女郎》是维米尔全部作品当中被私人收藏的两幅之一，另外的一幅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手上。这幅画估价为两千万英镑。（维米尔去世后，他的###把这幅画以及他的另一幅作品《弹吉他的女郎》送给了代夫特市的一个面包师充抵债务。维米尔夫妇总共欠那位面包师六百一十七弗罗林，折合成今天的市价，还不到八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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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莎士比亚一样，维米尔也是一位其生平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的天才。（特雷西？切维拉利尔那本名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小说不过是一次想象力的胜利。他所依据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关于维米尔的只言片语。）我们掌握的信息非常少，但这越发增添了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这位创作出宁静而平和的画作的艺术家住在一所容纳了十一个小孩儿（其中四个早夭）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属于维米尔的岳母，她也和那一大家子人住在里面，起初她曾经非常坚决地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维米尔。在一家老小的吵闹声中，维米尔忙里偷闲，创作了那些伟大的画作，艺术史学家格姆布里赫对恰如其分地称它们是“饱含人性的静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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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生养了那么多的孩子，但他的职业生涯却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远远不像他的血脉繁衍那样声势浩大。在其巅峰时期，维米尔是代夫特市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然而绘画始终不能维持生计。同时期的画家们每年大概要完成五十幅左右的作品，维米尔一年却只能画出两三幅。绘画每年仅能带给他大概二百荷兰盾，也就勉强赶得上一名水手的收入。终其一生，维米尔都在从事一份第二职业——艺术品掮客，事实证明兜售其他画家的作品，远比兜售他自己的作品来钱得多。

步入晚年之后，维米尔变得债台高筑。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维米尔一幅作品也没能卖出去，他变得“腐朽而又消沉”，这是他的妻子日后在一份申请破产的文书中写下的原话，随后维米尔“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由健康的活人变成了冰冷的尸体”。他享年四十三岁。

关于维米尔生平的其他部分，就都是零星的片段了。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维米尔的祖父是个钟表匠，误入歧途干上了铸造假币的营生。警察来抓捕的时候，他设法抢先一步逃出了村子，而他的两位同伙遭擒获，最终被砍了头。关于维米尔的职业生涯，人们的了解几乎仅限于他的那些作品。他似乎只是给某些赞助人提供作品，而不是针对整个市场进行创作：一位名叫雅各布？迪休斯的印刷工竟然拥有十九幅维米尔的作品。（在这位印刷工去世后，他的这些藏品都被拍卖了，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平均每幅画的拍卖价格约合五百美元。）

维米尔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留下任何信件。他的个性、他的创作动机、他对于自己的艺术成就会有怎样的判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秘密。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学者相信，在一幅叫做《老鸨》（The　Procuress）的早期作品当中，维米尔笔下的一个人物其实就是他的自画像。维米尔曾经给一位比他年长的画家做过六年学徒，这是为了满足加入代夫特艺术行业公会所必需遵守的一项硬性规定，他是1653年加入这个行业公会的，那时他二十一岁。所以我们知道有人教过维米尔，但没有人知道那个老师是谁。维米尔自己没有带过徒弟，没有人知道是谁充当了维米尔的绘画模特，不过有些历史学家做过猜测，认为维米尔的妻子可能是《在敞开的窗户下读信的女郎》（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等几幅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此外还有人认为，维米尔的某位已经成年的女儿可能充当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戴红帽子的女孩》（Girl　with　a　Red　Hat）等多幅作品的模特。

“最最神秘的事情在于，”历史学家保罗？约翰森曾经写道，“究竟是为什么，维米尔的作品根本不被人赏识，就那样被埋没了将近二百年。现在他是个受到普遍拥戴的画家，不客气地说，维米尔比其他任何一位画家都更受欢迎。”

从1675年去世，维米尔的作品一直遭受着冷落，直到1866年，一位名叫瑟奥菲尔？托勒的法国艺术评论家写了三篇文章盛赞维米尔的作品，并将维米尔誉为“代夫特的斯芬克斯①”，托勒还以约合现在几千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维米尔的多幅作品，其中包括《戴珍珠项链的女郎》（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e）（现存放于柏林国立美术馆）、《演奏会》（1990年在加德纳博物馆被偷走）、《坐在维基纳尔琴②　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eated　at　a　Virginal）以及《站在维基纳尔琴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tanding　at　a　Virginal）（以上两幅均被伦敦的英国国家艺术画廊收藏）。维米尔对光线的敏锐把握，让印象派画家们心驰神醉，他们把维米尔看成印象派的先驱，他比他所生活的时代超前了两百年。然而，就连维米尔的早期仰慕者当中最狂热的那部分人，也无法预见到日后维米尔作品会观者如潮，这些人为了看到维米尔绘画作品的公开展览，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　想看书来

9　“将军”（5）

到了1813年，维米尔的作品再度受到冷落，以至于那幅高雅的杰作、如今收藏于卢浮宫内的《花边女工》（Lacemaker）竟然只卖了七英镑，约合现在的四百美元。1816年，维米尔的另一幅作品《女孩儿的头像》（Head　of　a　Girl）——画的是另一个带着珍珠耳饰的女孩儿——仅仅以三个弗罗林的价格成交，约合如今的十五美元。如今这幅画悬挂在大都会美术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张海报恐怕都比这张油画要价高。

在维米尔遭受冷落的那些年月里，恐怕没有人能够分得清，那几个名字差不多的荷兰画家到底谁是谁。乔纳斯？维米尔，就是那个老是以读信的女人或者其他干着类似事情的女人作为绘画主题的荷兰画家，与那个主攻肖像画的乔纳斯？范德米尔，是同一个人吗？这两个人当中谁是谁啊？抑或两个人其实都是维米尔？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在乎。

这种混乱的状况源于艺术世界对维米尔的轻视，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轻视。与此同时，过小的产量也是造成维米尔无法成为主流画家的首要原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维米尔只画了那么有限的几幅画。维米尔的绘画技术非常完美，比如说，他非常善于表现各种不同材质的纹理，不管是衣服、面包，还是瓷片或者皮肤，出色的技法让那些最冷静的批评家都要由衷赞叹“奇迹”或者“难以理解”。虽然从表面上看，维米尔的作品貌似信手拈来，但实际上每幅画都是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才完成的。奇怪的是，在对维米尔的笔触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甚至借用了X射线进行辅助研究之后，部分学者意外地发现，维米尔画起画来其实并不是特别慢，有时他甚至会在还没干透的颜料上面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创作。人物传记作家安东尼？贝利的看法是，维米尔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根本不曾动过画笔。（他还特别提到，维米尔是一位对日光非常着迷的画家，荷兰阴郁多雨的气候迫使他长时间地陷入绝望的等待。）

在博物馆行业兴盛之前，在大规模的复制品充斥市场之前，如果一位画家只创作非常有限的作品，那么他的名字就没有可能出现在拍卖会或者其他的公共场合，他也就因此不为世人所知。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一旦时尚风气发生扭转，一旦某位曾经被严重低估的画家突然受到万众瞩目。那么他的作品越少，每一幅作品的价值就越高。

维米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马丁？卡希尔对艺术所知甚少，但他知道维米尔的作品非常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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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罗素堡踩点儿是一件毫无挑战性的事情，因为这个大宅子自从1976年以来就对公众开放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自己名下的这些令人垂涎的珍宝，阿尔弗雷德爵士并没有进行足额的投保。他投保的总额只有两百四十万美元，就算把《写信的女郎》劈成几半分开来卖，也不止这个数，更不要说还有戈雅、鲁本斯①、委拉斯凯兹②、庚斯博罗③、哈尔斯④等其他绘画大师的作品了。阿尔弗雷德爵士解释说：“那些画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金钱，要是把这么美丽的东西丢了，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补偿。”

参观者只要花上一英镑买门票，就可以自在地观赏维米尔的《女士》（Lady）、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Portrait　of　Dona　Antonia　Zrate）以及其他大师的作品了。除了门票，还有一本附赠的小册子，不仅可以作为参观指南，也可以供那些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的参观者在上面做笔记。1986年的春天，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