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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国服务。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责任，对我们的需求，也是我们的使命。

国内有人把我称作“知美派”，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评价。与此同时，美国等国际政界、学界、媒体的一些人把我定位为“对美强硬派”；而国内有些人却更愿意把我这类研究美国的人定位为“亲美派”。“知美派”是对我的肯定，认为我对美国的看法等都是有依据的，还是了解美国的。“对美强硬派”，主要是美国外交界、使馆、军方，以及亚洲的外交界、欧洲驻华使馆界，包括一些媒体对我前几年的一些评价，也符合当时的事实。整个90年代的多数时期，中美关系一直吃紧，中美关系一直是斗争为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服务于中国政府的一个研究者，我的立场、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我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我的情感也是我的立场的反映，我那时候讲出一些情感上稍嫌极端的话是很正常的。我性格比较直，很多时候说话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想法。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

“亲美派”的称呼则是出自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因为我总在讲事实，而不是跟着大众的情感潮流走，不高喊口号，在社会中处于非主流状态。其实，“亲”什么国是社会上很多人对不少国际问题专家的误解。具体到我，在爱国方面我敢说我做的不次于任何人。我碰到的情况、抉择，任何一个人碰到，我不相信会做得比我更爱国。在大家都不回国的时候，我回国了。爱国不是高调，而是需要来点实际的、具体的行动。我跟美国联邦调查局作斗争保护国家，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不要比谁更爱国，这个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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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5）

要说亲不亲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肯定亲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之间，一定要我选，我可能会亲美国一点，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过，对那里的了解多一些；现在每年往那跑的次数最多；那边的朋友多，文化熟悉，而且有些东西让我欣赏。所以，我不掩饰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中我最喜欢美国。

回归中国传统

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来清华以后，在清华执教的课程主要是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这一时期，我的研究方向、兴趣都有了一些转变。其中，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问题等。

直到三四年前，我发表的文章、我的内部报告、我写的书的主题都是中美关系。我最初的关注点是美国。硕士时虽然研究苏联，但我的基础，我的语言能力，我的兴趣，我了解得多的还是美国。长期以来，也是因为需求导向，就我们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来说，我们更需要了解美国，更需要和美国打交道，美国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工也是这个。但是，现在已经有所改变。我鼓吹一个观点（现在还没有被多少人接受）：美国现在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我认为这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是靠国内市场。再有，中国重要的国际日程基本都完成了。以前美国重要，是因为我们要加入国际组织（联合国、世贸组织），要办奥运会，美国是必须过的一关，但现在它已经无奈于我们。另外，我们在缩小与它的实力差距，我们可以自主发展，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有它的那些市场、技术更好，但没有也不是绝对不行的。

人的本性总是求新求变，但不是见异思迁。做事也要求新，在不变中有变。不变的是我仍然搞国际关系，但是各个时期的重点不一样。中美关系重要，但假如我自始至终就只搞中美关系，我可能也会觉得无聊，这中间创新的东西也不会太多。所以我要在大的领域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开辟新的、小的领域。我会不断去找新的兴奋点。因为世界在发展，中国在发展，需求在变化。我认为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中国学者研究国际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中国，这不是事先的设计，而是原先就存在的一个逻辑，这也是从美国学者身上看到、学到的。像斯卡拉皮诺、哈利·哈丁（Harry　Harding）等，他们研究亚洲，研究中国，但最后都是落脚在美国，为美国服务。我们也应该这样。而且，从情感上讲，这也是必然和自然的归宿。我们研究国外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所以，虽然美国仍然是我研究中最基本的，或说是主线的部分，但是，中国问题的分量一直越来越大，包括中国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文化、对外关系等，关于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多。现在，我和我的一个博士生在写一本关于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书。为了这本书，我准备了十几年，这是对我研究美国十几年的一个总结。这本书写完后，我虽然还会继续关注美国政府政治，但以后不会写太多这方面的文字了。我会更多地写有关中国的东西。我现在越来越重视价值观，重视文化，重视政治哲学和人本哲学。

虽然我留学美国，又主要做美国研究，但是，从思维、价值观、文化上来讲，我受东方哲学，受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深。

像《论语》、《孟子》、《老子》、《中国通史》等，这些我都已经读过了，“四书五经”，我现在也在读。因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都是近两三年才开始重读。以前研究动向多，研究美国现实时间长后，慢慢就发现，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根子还是哲学，还是文化，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之间不一定冲突。但文明、价值观、文化确实是根本问题。人的区别，民族的区别，国家的区别，不是种族，不是物质，根本的不同还是价值观。这几年，我在这一点上的感触越来越深，所以，我在政治哲学、人本主义、人文哲学方面的涉足越来越多。

中国文化确实是和合文化。无论人和人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本国和各国之间，我们确实都是强调一个“和”字。“中庸之道”、“和谐”、“仁”等等，我们的文化哲学中突出强调的就是“和”。当然了，我们还是“和而不同”。不是说大家都完全一样，而是说不同的东西大家要和谐、合作。我觉得这是我们同基督教文化最大的差别。基督教文化是说非我族类的就是恶。布什、里根都用“邪恶”来说苏联、伊拉克等国。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基督教文化就是善、恶对立，是非对立的，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然而，世界上的事务是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不会一个人坏，就百分之百一切都坏；也不会一个人好，就高大全什么都好，没这种人，没有神，只有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我认为就是孔孟之道、儒家确立的，强调和谐、中庸。由此而向外扩展到人际关系、家庭、国家，以及社会和世界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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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6）

我这个人最大的偏好是喜欢自然，崇尚自然。自然是最美丽、最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我相信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初中时读《中国哲学史》，有很多地方没有读懂，但是这个我读懂了。中国这些传统文化我原先就受到影响，现在是更加相信，世界就应该“和”，人和自然界就应该“和”。我非常赞赏环境保护主义，我常想我退休了就做“自然之友”。这一点对我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形势比人强”，尊重世界潮流，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要顺应自然的力量。

很多学者好像都有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势，只是有的人明显，有的不明显。这就回到了“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这句话绝对正确。看东西方哲学，看各个时期的哲学，看东西方发展大势，我感觉中国的哲学最接近于自然。最有利于人类，最代表世界长期发展的趋势。它承认不同，强调不同东西的和谐共处。既然永远不可能消灭不同，那么就应该共处，所谓“和而不同”。“全球化”、“相互依赖”其实就是中国从先秦哲学中就讲的“世界大同”，包括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思想。世界全球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共产主义也是这个方向。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理论流派上的归感。不久之前我一直是现实主义者。现在也不能说不相信现实主义了，但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我，越来越重视国际体制、国际规则、多边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称之为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是不能完全按照一个理论来解释的，完全按照现实主义也不行，国际关系中确实也有不属于力量的，但完全靠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也不能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建构主义重视国际行为中文化的作用，也都是符合实际的。

1988年在美国时，我读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当时还是接受的，因为它的新现实主义归根结底还是现实主义，只是在继续坚持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结构的理论。新现实主义认为结构是力量的分布决定的，和现实主义没什么差别，承认有国际体系、国际结构；而经典现实主义甚至这点也不接受，只是强调国家利益。

归纳到我身上，可能过去有80％到90％是相信现实主义这套认识和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现在，现实主义的这套理论的对我的影响就大大地减少了，恐怕只有50％了。现实主义的有些方面我还是接受，我还是用它来在观察、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但是，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社会文化这些在我的身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体现。尽管现实主义仍然是挺大的一部分，但是，概括我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更多指导我的思想认识的还是自由制度主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感兴趣的。我只对其中的几个理论比较认同，比如“相互依赖”，因为我看到世界各国之间更加相互依赖的现实。但是，对于依靠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来调节国际关系的说法我不相信。当时看到的那个时代和世界，主要还是受美国、苏联、中国等大国力量的影响。

其实，真正接受新制度主义是最近这十年，我看到国际制度（包括国际贸易组织）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

理论上有偏好，制度上的东西也有偏好，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世界了解越多，我越觉得现在的世界是这些制度、规则的东西大行其道。我在讲课写书中曾说，如果还要有什么国际体系，那就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体系，不是两极、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国际制度成为国际体系。我认为制度将会大行其道。制度是广泛的，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观念。我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违反国际制度，得不到国际制度的认可，即使有实力也是孤立的，会遭到多数国家反对的。我认为国际制度、多边合作、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未来。

此外，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我近几年的学习和思考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我比较赞同温特的建构主义，他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对长期的理所当然的一些结论重新反思。“存在决定意识”？温特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来挑战这个观点的。人是可以创造世界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进行反应。他的观点是：人是文化的，是可以建构的。比如，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建构的结果，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在自然界或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中，都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建构的，不是人客观上就存在的。它顺应了以人为本的潮流，它是关于人、强调人的，它使国家人格化。过去讲国家非人格化，好像国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战略的目标、内容。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更多地关注到个人。现在的安全理论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包括发展理论。建构主义里面充满了哲学，引入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我认为我理解他的东西非常容易，因为我这几年在政治哲学上的涉猎比较多，特别来到清华后，涉及政治哲学、文化的东西增多了。我重读了《论语》、《老子》、《孟子》，以及《理想国》、《君主论》，《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等等。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7）

以前泛泛地学过，不深，说实话也没太懂。现在，人的阅历、经历多了一点，读这些东西也容易懂。年轻时这些东西不容易懂，因为这些东西要结合对生活、对世界的经验阅历。我相信杨振宁那句话“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确实最后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在《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一书的前言中给国际关系下的定义是：国际关系是关于国际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强调后者，我认为国际关系主要不是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世界发展的变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国际体系，研究世界战争和平问题，远远超越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范畴，它是在探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方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如何看世界。国际关系是一种哲学。认识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只有两个学科在做研究，一个是哲学本身，一个是国际关系。

人到一定程度会变化，因为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变化。很多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转变。我的这个转变与中国的转变有关，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承认，也不介入这套国际体制，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会接受；中国这十年来开始逐渐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我作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现在无论对美国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都可以概括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

7年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对美国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当时就是坚持旧的观念、传统的观念。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重责任、重法律，而不太重平等。现在变成自由主义者，觉得社会还是要讲求平等、公正，援助弱势群体。在国际上也是坚信这样的东西，相信国际组织的作用，相信富国要帮助穷国；穷国本身受穷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缺乏条件；国际社会、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创造或改善这些条件。对我来说，整个思想体系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这可能与年龄增长和对世界的认识增加有关，与世界发展的趋势有关。

另外，这也跟人的性格有关，跟人的阅历有关。接触越多，思路就会越宽。性格、经历这些东西不影响学者的成功，但影响学者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我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人，不拐弯抹角，不掩饰。所以我的文章、书、我的话总是单刀直入，比较好懂。我追求的是深入浅出，我相信简单是美，是本事。这样效率高，能减少浪费。这与我性格有关。做人和做学问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