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路上歪歪倒倒地走着,严重的饥饿、疲劳使我全身发软、头发晕,但脑子却在紧张地活动着:“敌人如果真要把我们弄走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能跟敌人拼到底,还要团结难友们一起干!”
“对,这又是一场反美抗暴斗争。我不是在沈崇事件后参加反美抗暴学生运动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么?现在继续这场斗争吧!只不过现在是在敌后,条件更艰苦些罢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没什么了不起!”我那惊恐、迷惘的心情开始逐渐安定下来。
在路过一条水沟时,我用溪水洗净了多少天没洗过的脸,把又脏又湿的棉军衣脱掉,只穿我里面套着的一套崭新的单军装,自己也觉得精神多了。
蒙蒙的细雨又下起来,乌黑的云层把两边山头全罩住了。前面,在一个荒凉的河滩上出现了一些军用帐篷和用铁丝网围着的营地,看来这就是战俘收容场所了。我们被陆续押进了铁丝网。
这天是1951年5月27日,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战俘生活。
我终生都将牢记这个日子。
第四章 选择哪条道路
试探
“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被划成一块块长方形营地,每块有篮球场那么大。我们到达时,下来的战俘还不算多,我呆的小拘留营里约有200人。
大家靠着铁丝网一周坐下来,疲惫不堪,沉默不语。
外面是一溜帐篷,一些南朝鲜民夫正从卡车上往帐篷里搬运草绳编织的粮包。从那些帐篷的门缝里冒出阵照蒸气,顺风飘来诱人的饭香,引得我的肠胃一阵照痉挛,也使得衰弱已极的难友们抬起头来寻找这香味的来源。
时间过得好慢啊!终于那座帐篷的门帘撩开了,两个伙夫把盛着饭团子的箩筐抬到铁丝网大门口来了。难友们骚动起来,艰难地站起来拥向大门。
那位在路上押阵的美军少尉在门口大声喊:“ZHANG!COMEOVERHERE!”(张,到这儿来。)
等我挤出去,他要我整理好队伍,要大家排成一行按顺序到门口领饭,并要我负责给每人发一个饭团。
我尽力大声地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队伍很快排齐了,难友们默默地移动着前来领饭。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大麦米团子,一边说:“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有的难友却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楞楞地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则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站在我两旁的持枪的美军,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WHATAREYOUSPEAKING?”(你在说些什么?)
我用英语回答他:“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否则会引起胃疼。”
另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大拇指说:“OK!”(好!)
我不禁心中一乐,外语也是一种武器呢。
最后一名难友领过饭后,那个黑人士兵拿起两个饭团给我——表示“以资鼓励”。我没有拒绝,回到难友身边便把其中一个掰开,分给了几个小鬼。
考验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那种大麦米掺豌豆面的“美味”,整个饭团就吞没了。正当我后悔不迭时,那位美军少尉领着一个大胖子美军上尉进了铁丝网来到我面前,指着我说:“就是他会讲英语。”
胖子上尉端详我一会儿,伸手对我勾了勾食指说:“你,跟我来!”
看样子来者不善,我的心狂跳起来。
上尉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时,顺手拎起条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他说看见我这个模样很难过,他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在昆明出生的,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布鲁克斯,父亲是美国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似乎为了证实他有中国血统,又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这既出乎我意料,又引起我的警惕。我不由得抬起头来,从他那高鼻子蓝眼睛里看不出一点黄种人的血统,但从那眼光里却又看不出欺骗和伪善的痕迹。“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我思忖着。
接着他又用英语问起我的姓名,哪里人?父亲从事什么职业?在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心想这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如实地告诉他。便回答他:“我是四川人,父亲是工程师,我学的是物理专业。”
他又问:“你的英语发音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一直是上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师就是美国人。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父母该是基督教徒?!”他有些高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