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盖上草帘,直起身来,扔掉手套说:“这是他杀,不是自杀!”
史密斯上尉又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联队部看见联队副王福田,团警备队长周演达,三大队长和三大队警备队长等“证人”都已被召来坐在那里等着。
见我们进来,他们全都露出谦卑的笑容弯腰站了起来。
我怒视了周演达一眼,他赶忙低下头去。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下:“布莱克中尉将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应如实回答。”然后向我点点头。
我以很严肃的口吻翻译道:“布莱克中尉现在开始审讯你们,你们必须老实交待各自的罪行。”几个坏蛋惶恐地抬起头来,周演达站起来试图辩解什么。布莱克看出来了,摆手制止道:“我只需要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我说:“让你们老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只得又坐了下去。我看见他嚼着牙根,心想今天你小子得听我的摆布。
布莱克先提问了死者的姓名、在部队的职务、籍贯、年龄、文化程度。
三大队长说只知道死者姓名。史密斯请郭乃坚递过来死者的战俘卡片。我看见卡片上用英文写着的姓名是张什么,河北什么县什么村的人,67军的一个班长,24岁,没上过学。
我便对布莱克说:死者的家乡是个很偏远的老解放区,死者显然是贫苦农民参军的,不会有什么文化。
布莱克点点头,然后问了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又怎么找到了那封绝命书?
那个三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队长来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
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1。74米高的人吗?没想到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过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
当我也连珠炮似的把这几个反问扔向几个坏蛋时,他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布莱克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
我译道:“布茉克中尉要你们从实招来,否则将罪上加罪。”
见这几个家伙顽固地缄口不语,中尉摇了摇头说:“张,请把他们的供词用中英文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
我立即向郭乃坚要纸笔,他在给我纸笔时趁机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见他泪光闪闪,我的眼圈也一下就红了。我低着头记录完供词,又将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说:“告诉他们,现在改供词还来得及。”
我便翻译道:“你们听着,中尉说了,现在如实招供还来得及,否则等着你们的将是判死刑!”那几个走狗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后又沉默地低下头。
中尉见状摆了摆手,我将供词拍了一下说:“那就签字吧!”那个三大队警备队长歪歪扭扭地签了名。
在把我送回“71”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我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么高明!”
他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
“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
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
我望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里的诚挚神色,收下了这份“工资”。
回到“家”里,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老孙。领导上决定除了留下两盒香烟给我们开夜车作奖励之用外,罐头分给病号,烟分给大家。
于是,过着烟瘾、吐着烟圈的难友们说:“就盼着咱们的张翻译给多挣点‘工资’回来!”
我详细地向领导同志们汇报了在“86”见到的惨况和侦破审讯的经过。领导同志们当时就一起交换了看法,大家认为根据《星条报》刊登的和谈消息和我汇报的这个血案,敌人正在大做战俘的文章,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同时要就这个惨案向美管理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当天晚上我们心情沉重地连夜赶写出了一份《向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的严重抗议与严正要求》,揭发控诉了叛徒们在美方指使纵容下屠杀爱国战俘的极其卑鄙、残忍的暴行。坚决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惨案,否则美方必将受到全世界支持正义的人民的同声谴责……
夜很深了,一直陪着我们的顾则圣和李喜尔从伙房端来热气腾腾的肉粥。老顾告诉我们:粥里那点肉是病号同志们硬要把我带回来的罐头打开放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