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许晖说要搞一个“青年学人计划”,每期介绍一位青年学人。那时候我30几岁,还能算是一个青年吧。那个计划的第一期或者第二期介绍了我,此后我的文字就源源不断出现在他的杂志上。那篇日后得到较多读者关注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就是首先发表在《东方艺术》上,然后再由张炜、刘烨园推荐给《天涯》转载的。
那时候许晖每年都要到西部去旅行,新疆西藏甘肃宁夏……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他一张明信片,是从四川藏区寄来的。他说路过藏区,发现一个乡竟然叫作“摩罗乡”,于是赶紧买了一张明信片,盖上“摩罗乡”邮政所的邮戳,寄给一个名叫“摩罗”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寄明信片的人跟这张明信片一样可爱,这张含有藏族气息的小小卡片带给我的快乐是如此持久,成为我心中最美丽的许晖故事之一。
我曾有幸读到过许晖的不少诗歌,那是很真情很美感的文字。他偶尔也写过几篇随笔,极短,好像是给自己的杂志补白似的。我很喜欢这些文字,总是跟他说:你写随笔吧,一定会很出色的。
直到那家杂志“改邪归正”,不再发表人文方面的文章,许晖才到北京来谋生。他在一家出版公司从事图书策划和编辑工作,同时也动笔写一点东西。他好像对随笔不感兴趣,而是埋头研究起历史来。积累了一段时间,就有了这么两部书稿。一部是《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另一部是《爱情考古》。
“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而“身体的媚术”则是进入这个领域的一个极好角度。这是一部严肃的著作。在国家强权对个人尊严和身体构成威压的时代,个人应该如何自处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保住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身体?这个问题单从逻辑上说已经涉及三个层面,但是显然无法分作三个问题来回答。每个人的选择空间都极其有限,历史上那些圣贤之士的不同选择及其不同后果,构成了历史的迷人花絮。一代一代人在消费着这些花絮,当然也在消费中学习了基本的人文态度。
许由、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岳飞等等著名历史人物,都被许晖纳入了研究视野。国家权力和人类的暴力几乎无所不在,它们对人类的身体怀有强烈的兴趣。对草民的身体是极尽征用和役使,对圣贤之士的身体似乎开发得资源更多,这些开发还常常可以被后人记住。也许正是权力对身体的这种支配力,才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权力如此崇拜和迷恋?至少,从刀俎和鱼肉的二元对立来看,国人的思维确实被暴力意识所占满。要么我为刀俎人为鱼肉,要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古人没有列出第三种可能性。
自然,谁也不愿意做鱼肉。如果只有这二项选择,恐怕所有的人都愿意选择为刀俎。那么,对权力的争夺也就是对自身的刀俎地位的争夺了。成为刀俎成了保护自己身体的惟一选择。这样的历史真是够紧张的,难怪同胞们活得这么累,活得这么仓惶。无论你干到什么份上,无论你爬上多高的宝座,都无法喘一口气,都无法放松地伸伸懒腰吹吹叶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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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敬与可爱之间(代序)(2)
许晖很会讲故事,而不想轻易作结论。用故事来展现历史的奥秘,探讨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是这些年来很受欢迎的文风。许晖的故事尤其讲得不拘一格。比如第一篇《圣诞》,专门从史书中辑录描述历代皇帝诞生的神异故事,不发一字议论,这一篇就结束了。这种对帝王身体来源的美化与后文对神勇壮烈人士的身体的戕害、凌辱形成对比,凸现了人类文化的矛盾和行为的悖谬。
检讨人性的黑暗,探究制度的黑洞,是不是可以为身体的尊严和解放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也许曾经确信可以。但是,据动物学家说,玩弄身体的把戏并不是从人类开始的。猿猴群体中,每当有首长路过的时候,“群众”必须压低自己的身体,以免自己的头颅高出首长的头颅。那些女猿猴如果想得到男猿猴手中的食品,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做性交易。还有,在猿猴社会,给某个领导或者同胞梳理梳理体毛,抓抓虱子,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手段。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或者化干戈为玉帛,或者结成联盟共同对敌,或者得到首长的照顾多分一块鸟肉一根玉米棒。
如此说来,身体的媚术就不是始于人类的政治权力,它还有更加深远的背景和来源。它不但来自比政治更加深层的人性的底部,甚至来自人类的前身。我们要根治这种媚术,要从这种媚术中寻求解救的可能性,比我们所期望的恐怕是要难得多。
好在人性的内涵比媚术要丰富得多,生活的内容比政治要广阔得多。有时候,我们可以故意犯犯傻,不玩那个什么“媚术”了;有时候,我们可以故意偷偷懒,不理那个什么“政治”了。这时候总还有一点人生的乐子可以享受。比如,放纵一下关于“摩罗乡”的联想,玩玩“铁匠营”的绕口令,等等。正是这些“政治”和“媚术”之外的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亮色,和一些诗意,人也因此而显得鲜活可爱。
我想,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岳飞们的本意,可能也不过是想活得可爱一点,诗性一点。当那并不诗性的东西光顾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没有躲避那不可躲避的东西,遂成为可敬之人。
一个人在成为可敬之前,一定是可爱的。
可敬是一种悲烈的境遇,也许最理想的状态是生活在可敬与可爱之间。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北小河边
【自宫】自我阉割的第一刀(1)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统称为“士”,“士”是象形字,象形男人的生殖器。“寸”是指事字,一只手的手腕处掩着一柄小刀。“士”和“寸”组合在一起就是阉割的意思,拿刀割去男人的生殖器。因此,周朝时把阉割过的男人称为“寺人”,“寺”就是“士”和“寸”的组合字。
《春秋左传·僖公二年》出现了有史可稽的第一个著名的“寺人”:“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齐国的寺人貂,开始在多鱼这个地方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一句记载空谷足音,奠定了这个叫“貂”的人寺人之祖的地位的同时,更指控貂是一个间谍。可惜,关于间谍的指控却仅此一句,下文再无记载,《左传》惜墨如金的简洁文风让我们错过了一个也许更加精彩的传奇故事。
宫刑的起源很早,学者们相信,至迟到夏禹时代,宫刑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刑罚。据《周礼》记载:“夏宫辟五百。”夏朝的宫廷里有五百人施了宫刑,正说明宫刑的技术手段已足以完成大规模的惩罚。宫刑又叫“去势”,“势”同样是男人生殖器的代称。不过,宫刑是他阉,是“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参见本书《蚕室里的花朵》),而寺人貂却是自宫,自我阉割,为的是进入齐桓公的内廷。
寺人貂,又叫竖貂,竖刁,竖刀,最通行的称呼是“竖貂”。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不知道是他一出生就起了这个名字,还是因为他是寺人才起的这个名字。“竖”的本义是短小,引申为童仆,又引申为宫中供役使的小臣。貂是一种动物,长于寒带,聪明伶俐,生性慈悲。北极圈内的猎人捕貂,常常假装快要冻死的样子,躺在貂出没的地方。貂看到后就跑出来,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猎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捕到了貂。历史上有很多以动物入名的人,比如董狐、阳虎、西门豹、乐羊等等,竖貂的最初命名应该与貂这种动物有关。可以想像,作为齐桓公的男宠,竖貂一定是个美男子,小白脸,他穿着用貂皮和貂毛装饰的短上衣,更显得貌美如花,更能得到齐桓公的欢心。竖貂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齐桓公,与貂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是多么的相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