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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功过赏罚（第1页）

967年初，以王全斌为首的宋军伐蜀领导班子，在跨越4个年头（964年至967年）、累计两年多之后，终于完成使命，被召回开封。但是等待他们的自然是赵匡胤无比的怒火：

从964年十二月出兵到965年初后蜀投降，本来不过66天的顺风顺水，考虑到迁移后蜀的军队和官吏、从开封派人赴蜀地执掌政权安定民心，满打满算最多不超过965年，便可以吃下后蜀的果实，腾出手来用兵其他方向。

然而因为王全斌等人的过错，赵匡胤比原定计划整整多等待了近2年时间，期间他只能在北方面对北汉和契丹小心防守，丝毫不敢有大的动作，同时还要小心翼翼的呵护王全斌之流的脆弱尊严，生怕一不小心将其逼反。

抛开这些时间和精力不说，为了支持蜀地平叛，宋朝付出的军费和额外减免的当地赋税数额巨大，一正一反叠加之下使得本就紧张拮据的国库更加的雪上加霜，直接制约了下阶段军事征伐的节奏和进程。

要不是宋军战力强悍，赵匡胤这次伐蜀差点就成了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的赔本买卖。

这种事情若换做视时间如生命的柴荣，估计王全斌等一干人早就满门抄斩了。

好在赵匡胤也许心里明白，知道王全斌这套班子归根结底是他自己选择的，所以对上述人等最终的处罚也留足了余地。

赵匡胤先是令朝堂百官公开评议王全斌等人的罪过，结果毫无悬念：

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按律当诛。

给足了恐吓后，赵匡胤以天子之尊下诏特赦，将王全斌、崔彦进由节度使降职一级，为节度观察留后，亲信王仁赡则被免去枢密副使的宰辅大权，降为右卫大将军。

三人由此皆被免去实权，领了个只有名号而无实权的官制赋闲，不仅如此，爱算经济账的赵匡胤虽然行政和法纪上给了他们轻判，但经济上却下了狠手：

经过严格审查，没收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三人在蜀地贪占、受贿、劫掠全部款项，累计六十余万贯，同时跟着他们三个一起贪腐的军官也一并遭殃，被责成将所获之不法钱财哪里来便回哪里去。

不得不说，这又是赵匡胤的一个聪明之处：

此举等于告诫那些中下级的军官，以后不要以为领导贪腐、领导放任，自己就可以肆无忌惮、有样学样。

不仅如此，考虑到领导贪腐危害巨大，赵匡胤还借此通过中下级军官对其领导形成一种监督和反制，因为如果这些人坐视领导贪腐而不管不劝的话，别说领导非但不能因此而庇护到他们，皇帝也会直接敲掉他们的核心利益（钱财）。

当然，有人受了罚，也有人立功受赏。受赏的人员全部来自东路军：

主将刘光义由宁江节度使改领镇安节度使，都监曹彬升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使，马军主将张廷翰提升为侍卫司马军都虞候（侍卫马军2把手）、领彰国节度使，步军主将李进卿提升为侍卫司步军都虞候（侍卫步军2把手）、领保顺节度使。

东路军里面，除刘光义之外，其他几人的官职都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从上到下全部被封为节度使，与北路军领导班子被一锅撸到底形成了鲜明反差，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二者的监军差别太大。

北路军监军王仁赡，被来是赵匡胤寄予厚望的政坛明星，已经跨入了执宰重臣的行列，然而却在此次行动中带头贪腐劫掠、大肆违纪，他的仕途生涯巅峰也就到此了。

虽然后来也曾被太宗赵光义启用过，但其人之德行操守已然崩塌。

这里还要插入一件事，在王仁赡他们返回开封的数月前，原枢密副使、南平湖南行营都监李处耘在淄州（今山东淄博）病亡，赵匡胤特为其辍朝一日。

我想那个时候，赵匡胤想到还在蜀地的王仁赡，内心一定对李处耘更加愧疚。

李处耘、王仁赡都是赵匡胤的铁杆核心圈子成员，在初期便被着力提拔重用，与王仁赡相比，李处耘功劳更大、能力更强。

在征伐南平湖南的过程中，抛开杀降卒以及与慕容延钊的争执，李处耘自始至终都在为了严明军纪、禁止劫掠而严格执法，并且自己在这方面更是带头垂范、私德无亏，李处耘错在没有领会透彻大局、没有掌握好尺度，可王仁赡则完全是放纵自己、一无是处。

李处耘被贬斥后，不到三年便病亡，只活了46岁，而王仁赡却在此后，还直挺挺的活了十几年，到太宗时期才以66岁高龄依依不舍的离世。

此间之差别，不提也罢。

再来说东路军曹彬，这次平蜀是他真正进入赵匡胤视野、走向未来大宋军届双臂的重要一站，除了能打仗，他会做官、会做人的特点也在此次任务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