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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功绩（第1页）

宋朝史上最强的皇帝、太祖赵匡胤的篇章终于要落幕了，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对他进行一个总结吧，分别从做皇帝和做人两方面来看：

做皇帝：

首先，赵匡胤做皇帝最大的功绩就是确保了江山永固。自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后，皇权便日渐式微。尤其是五代以来，短短54年的时间，中原政权的房本过户了5次，先后有14人坐上皇帝宝座。

对于从幼年开始就看着自己的国籍变了好几次的赵匡胤来说，无论他有多强横的实力和运气，从他陈桥兵变建立宋朝那一刻起，关乎他和宋朝生死存亡的首要课题就是如何确保江山永固，将政权稳固下来传给子孙，这才是他能入围历史上有为皇帝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其它皆是扯淡。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成功做到了。他的主要做法就是从中央、地方两个层面重新进行权力设计。

先说中央层面，重点围绕兵权和相权两点展开。

赵匡胤首先解决的是乱世之中最为紧要的兵权问题。

他在继位之后的第一时间，便先后数次对禁军的高级军官进行洗牌，不断地用资历浅、威望轻的将领替代上一任领导层，哪怕这其中的每一任领导层都是赵匡胤的好兄弟甚至嫡系铁杆，典型事例就是“杯酒释兵权”。

在决定皇权生死存亡的枪杆子问题上，赵匡胤不相信任何人性，以最坚定的态度从制度层面锁死了军队造反的隐患。

赵匡胤其次解决的就是相权问题。中唐之后，相权一度极为膨胀，丞相军政财权一把抓，已然严重威胁到了皇权。

赵匡胤建宋之后，承接晚唐至五代以来的一些改革延续，进一步拆分、削弱相权，他将主管军事的西府枢密院与宰相统领的政事堂并驾齐驱，撤掉了宰相的军事权，同时拆分出地位稍逊一筹的三司主管财政钱粮，进一步拿掉宰相的财权。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制度设计本身在之前的五代就已经存在，赵匡胤不过是照猫画虎而已。其实这是严格错误的，举一个例子：

以赵普来说，就在赵匡胤将赵普罢相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赵普作为宰相签署的“堂帖”和皇帝的诏书对于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署同等好使，甚至个别官员更重视乃至畏惧赵普的堂帖。这说明赵普作为宰相，其权力已经突破了制度束缚。

这里我们就要特别说明一下，制度当然能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但是在局势变革转换的关键期，受制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惯性和思维定式，往往这种大破大立的改革还是要靠当政者的强力和威势才能推行下去，才能把制度建起来、规矩立起来，这一点相比大家在近些年都能深有体会。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再高明的制度终究也要靠人来执行。

赵匡胤限制相权，不仅仅是延续和改进以前的制度这么简单，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彻底扭转了相权在中央权利的分成，这一点是此前五代时期的君主们未曾做到过的。

同样，赵匡胤对于军权、和地方藩镇权利的限制，也和相权一样，明面上体现在制度设计，但功力存在于看不见的落实层面，即想得到、做得成。

在这里我们借着讲相权，把这个问题展开说一下。

接下来说地方层面。赵匡胤在这里就是做了一件事，即削弱地方藩镇的权利。

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节度使的权利就已经扩张到可以威胁中央的地步，五代之时这种情况更是愈演愈烈。后梁、后唐本来就是地方势力起家，郭威是长期握有兵柄，后晋代后唐、后汉得天下，则都是本朝内部的节度使大佬得国。

赵匡胤作为后周一个小字辈的军头，在建国之初其根基是相当薄弱的，尽管他以强力的手段第一时间平定了李筠、李重进叛乱，但剩下的那些地方大佬却都是老牌军阀。

这些人习惯并认同流水的王朝、铁打的节度使这一长期存在的定律，因此赵匡胤代表的中央与地方藩镇只是达到了一种暂时的平衡而已，这种围绕权力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所以赵匡胤继位之初，便开始着手思考削弱藩镇、强化中央的举措。赵匡胤通过采纳赵普的建议，针对地方藩镇实施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措施，并且因人施策、因势利导：

对挑头跳反的，像李筠、李重进，毫不犹豫雷霆一击；

对态度不坚、心怀鬼胎的，像郭崇、袁彦，则是威压震慑、又敲又打；

对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像符彦卿、慕容延钊、张永德，则是大施天恩、圣宠日隆，以换取对方的支持和背书；

直到把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各派团体先后摆平后，再通过20版本的“杯酒释兵权”，将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人免职退二线，为剩余的众多节度使打下基本样板。

通过一整套的组合拳下来，彻底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举措实施铺平了道路，做好了“万事开头难”的第一步。

而后赵匡胤逐步从制度上持续瓦解、削弱地方藩镇势力，达到了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而这一系列的举措，也被之后的宋朝皇帝完整的加以吸收和深化，并最终形成了全天下的普遍共识，扭转了自中唐以来200多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惯例和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