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送蕾切尔到学校后,我给苏珊打了电话。“SOS1——事情一团糟。”
我俩曾约定,若有一方呼叫“SOS”,另一方便知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碰头,不管任何时候,无论白天黑夜,只允许绕道买磅巧克力或一瓶葡萄酒,要么两样都买。
“怎么啦?”
“郁闷透顶,都能听尼尔·杨2的歌了。”
“太糟糕了。”她顿了一下。“买酒还是巧克力?”
我想了一下:“什么都别买,而且别吃午饭!我一点钟接你。”
“还能等那么长时间?”
“没办法,上午得编辑录像。”
离家去麦克公司之前,我终于鼓起勇气,查看了一下语音留言。两条都是大卫留下的:第一条问我能否给他去个电话,他要向我解释,向我道歉,另外,威利现在情况不错,并向我问好;第二条说,请打电话,“我们真的需要谈一谈。”
我猛地按下应答机上的“停止”键:他怎么敢用那用滥了的“谈一谈”这样的字眼?似乎简单一说某些字眼,就可以改变或是变换恋爱关系?难道想让我视而不见?假装事情从未发生?我删除了那些留言。
出门前,我检查了信箱,看周末都来了些什么邮件。我并非每天都查看,因为信箱里往往不是账单就是垃圾邮件,所以,当我在一堆印刷信函和赠券册中看到一个信封上有福阿德的姓名和地址时,就马上打开;从里面掉出两张纸,一张是福阿德用铅笔潦草书写的便条,还用花体签了名。
给步行道铲雪的时候,我在门阶下面发现了这张便条。我觉着可能对你或是蕾切尔比较重要。
然后我仔细看了另一张纸,也是一张便条,比福阿德那张还要简短。几乎看不清楚,墨迹已经变脏并且褪色,似乎在雪里埋了一段时间,我只能勉强辨认出字迹:
求。你保管。我手里不安全。我回来。
我翻过纸条。上面没有别的内容。也没有签名。
我皱起眉头。是蕾切尔的朋友留下的便条吗?是从她的学习夹里掉出来的吗?不可能!我再次翻过便条,又看了一遍。写的字全是花体,并且都朝左倾斜——这种句子和字体,只会是初学英语的外国人写的。
心里顿时嗵嗵直跳:这笔迹我见过——就在那只丢在我家门口、装了录像带的信封上!
我折回屋里,内心很是感谢福阿德做事考虑周到,然后给戴维斯打电话。录像带送来时便条肯定与带子搞散了,当时风雪正紧,蕾切尔开门拿起录像带便返身进屋,可能从没看到便条。
戴维斯的语音信箱启动时,我拨了回去,接通了人工电话。调配员说戴维斯正午才会到办公室,但我此刻要去麦克影视公司,一点钟要见苏珊!
正午没问题。我把两张便条塞回福阿德的信封,把信封放进包里,然后朝车子走去。
我刚开始倒车掉头,忽然看到莉莲?阿姆斯特朗的白色凯迪拉克停下了,堵在了车道尽头。对于一个声称自己是只佛罗里达雪鸟的人来说,她的确是在巢里度过大段时光。她摇下右边车窗,招手让我过去。我很不情愿地钻出沃尔沃。
“早上好!要记得我告诉过你,”我走近她,能听到她说话的时候,她这么说道。
“你也早上好啊,莉莲。”她稍稍眯起眼睛。“什么事?”
“喔。”她夸张地顿了一下。“不但我的清洁女工这一周没有露面,而且那家该死的公司电话也打不通。”
我朝她的车窗低下头:“这话是什么意思?”
“DM公司的电话号码停机了,并且不知道新号码。”
“你是说哈利娜?格里戈里耶夫那家公司吗?在芒特普罗斯佩克特的?”
莉莲盯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避而不答:“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这个星期。”她在方向盘上磕着刚修过的指尖。“那个女警察追查她了?我跟她说过,我对她的——她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不会再次追查我,对吧?”
我知道当然不会,但就是不想告诉她。“这我可不知道,莉莲。”
“我告诉过你她们是怎么样的,”她讥讽地说道。“毫无职业道德,对做好工作没有兴趣,对正确待人也没有兴趣!她们唯一关心的是——唔,我不知道,不过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她轻蔑地“哼”了一声。
“很遗憾,你那里发生了这样的事,莉莲;不过,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能做些什么。”
“我看出来了。”她瞪起眼睛。“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说过,不能信任她们,一分钟也不能信任!我现在又得重新开始了。”
没等我答话,她就开走了,车后喷出一道正义凛然的黑烟。
上午我和汉克一起剪辑录像带。一个出色的音像编辑就像个出色的音乐人:必须懂得和谐、节奏和速度。汉克既是出色的剪辑者,又是出色的音乐人。他确切地知道何处该剪切,何处该保留;也知道应当在什么场合采用音响和画面或是音乐过渡来创造高潮,什么场合不用那些东西,以便取得微妙的效果;周末他常去弹奏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