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希尔斯代尔之后的两个小时,油表的指示线已经濒临红线的边缘。我也一样,急着想上厕所已经憋到了极限,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加油站。12英里,突然在黑暗里出现、与我们打了个照面的路牌说。8英里,晃动着的刮雨器后的指示牌说。只有再开3英里了。终于,透过冻雨——倾泻着的降水和在空中飞溅的冰雹,一束模糊的橘黄色霓虹灯在加油站黄红相间的标志上闪耀。
发动机在咆哮。车轮底下的沥青结了冰,变得十分滑溜。尽管周围空无一人,我还是打开了右转向灯,然后小心地把车滑到出口处。在一百码之后,我缓缓地放开油门,在加油站的一个泵旁边把车停下。
嘈杂声立马停止了,车静静地向前滑动了一些距离。冰雹砸在屋顶上发出金属般的敲击声,倾泻而下的大雨,吱吱呀呀的窗户,咔咔作响的发动机,雨刷发出带有节奏的、嘶哑的、单调的刮刷声……一切都突然停止了,但是沉默没有离开。那种紧张感,那种令人感到压抑的沉默自我们从希尔斯代尔出发就一路跟随着我们。
“我刚才问你它在哪儿。”我快速地把目光从道路上转向右方,再转回来,“你在听吗?”
但他依然忽视我,固执地坐在那里,双臂交叉在胸前,带着一种无动于衷的表情气呼呼地瞪着窗外。
“拜托!”我的声音故意变得焦急,“哈米,拜托!”我的手在方向盘上握紧,“把它给我。”
他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看我一眼。骄傲而固执地,只穿着自己的格子绒衬衣,把牛仔夹克放在腿上,背对着我。
“Chutzpa。”我悄声嘘了一下,用希伯来语,十分生气地,把安全带扯掉。我忽然莫名地生出一种想要打开窗户跳出车外的急迫感,想逃到冰雨中——除了有他在的这里之外的任何地方。我换挡,把车慢慢停下,自言自语:“这么个chutzpah。”
我转向右边,探向后座。车突然晃了一下。我用左手肘抵住方向盘,右手在包里翻找,直到在大衣下摸到安德鲁的那本道路地图集。“太感谢了!”我冲哈米嚷嚷,猛地把已经破破烂烂的书页合上,“你真是太有帮助了!”我把安全带再次系上,头发散了一脸,“太感谢了,真的。”
都不对了。一切都调了个个儿。那条我们昨天从南到北一路开过的美丽的白色公路现在换了一个样,像在照片的底片中,变成了让人无法辨认的灰黑。昨天在我们右方路过的景色现在出现在了我们的左边,看上去都是死路,而且充满了暗影,几乎是抽象的了。昨天,当我们到达希尔斯代尔的时候,天还亮着,即使是一丝灰色的光,还是可以帮助你把景物分辨出来的。而在此刻,周围是彻底的黑暗,一种深刻的冬日沉郁。大多数时候,我都把远光灯打开,灯光穿过连绵不绝的厚雾。我们的车以5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行,在三挡和四挡中间。我让别的司机先行,踩着刹车和离合器,推动变速排挡,咬紧牙关,咒骂自己为什么不搭乘地铁,咒骂那愚蠢的引诱我开始这段公路旅行的浪漫幻想。为什么不呢?是啊,为什么不?我苦涩地嘲弄着自己。它就像是从特拉维夫开车到罗什平纳!
那就像是灯光中的雾,就像是下落到了地面的云层一样的潮湿大雾把旧铃木团团围住,我和哈米之间的紧绷感也越来越深,不断加深。这苦涩的、阴沉的寂静让人难以承受。哈米一个字都没有说,他自从我们进车就一直坐在同一个位置上,陷入了沉思。他的脸苍白而痛苦,几乎变成了一尊化石。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激不起他的回应:我打开广播,关掉暖气,又把暖气打开调到最高的温度,把广播的声音调到恼人的高音量,愤怒地把电台从高声叫喊的广告调到愚蠢的流行曲和乡村金曲。他甚至没有主动帮忙调台。没有一点点对我有帮助的举动,就像我只是他的司机——他美丽的司机。甚至在他靠过来从座位底下拿出一瓶水的时候,也没问我要不要喝。他喝了几小口,然后就把它放在了脚边。他就像个小男孩一样,像个幼儿,在惩罚我。以眼还眼:你希望我消失?好的,现在你满意了,我已经消失了,现在你自己看着办吧。
噢,可怜又可悲,忍了那么久,被侮辱了的哈米!我的怒火无法停歇,十分苦涩:我的心因为他那被侵犯的阿拉伯荣誉而碎裂。他那典型的巴勒斯坦受害者心理把一切都毁了。讨厌的大男子主义式的骄傲,带着他们那流血的伤口和受伤的骄傲,还有那顽固的、挑衅的、消极的、带着攻击性的冷漠。永远那么确定他们是对的,确定他们是唯一在忍受苦难的,责怪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我为什么需要道歉?为什么?!是我突然走进去打断了他的电话吗?我是那个纠缠不休的、烦人的、打断了他和家人谈话的家伙吗?我清楚地拜托过他,不止一次。我恳求他别那样做。他非常清楚电话那端是谁,因为他知道每个周五下午我都会打电话回家,他需要留给我平静和不被打扰的时间。消失,是的,从我的生活中出去10分钟。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他们开始问问题,做各种各样担忧的猜想。我现在能想象到,我爸爸一放下电话就会去客厅找我母亲。他们会问爱丽丝:“莉雅特跟谁一起外出过周末了——一个新男朋友?一个以色列人?她遇见的一个犹太男人、一个美国人?”
忽然间,不知怎的,车子几乎失控。右边有棵大树被连根拔起,倒在路中间,大雾和迎面来的卡车的前灯模糊了我的视线,那辆卡车还不停地按喇叭和打灯。即使在最后的关头,我也没看到厚厚的积雪下的那棵树。直到汽车喇叭的回声让我回过神来,我才突然看见一团阴影在前方越来越近。忽然间,一阵恐惧将我慑住,我把方向盘猛地往左打,驶向对面的那条小路,堪堪避过卡车。
临近多弗平原,在我们驶到距那家路边小馆很近的地方时,我快速地瞥了哈米一眼,我能看出他认出这个地方了。当我们开过那条我们昨天经过的很窄的小路时,我再次看向他。当我们开过那片橡树林时,我仔细地打量他冷酷、胡子拉碴、直直看着窗户的侧影。那个巨大的印度厨师的头在路的另一边出现了。它沉重的电子眼在门廊陪伴着我们。
在温代尔站之后的一个十字路口,变灯之前,我就要发动车子时,鹿家族从雾气中突然出现。
“哇!”我大叫,屏住呼吸,“哇……”
它们高贵而美丽,四只有角,两只纤弱的幼崽有着金黄色的皮毛和白色的斑点。它们像童话故事里的生物那样从车前经过,谨慎地穿过马路,大大的瞳孔里满是害怕,惊讶地躲避着车灯。
“它们一定是饿了,”我说,同时睁大眼睛,“在寻找食物。”
哈米没有回答,但我能听出他的呼吸因为好奇而急促起来。我本打算说它们一定是在这天寒地冻中艰难地寻找着食物。我想说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后悔,我不是故意发脾气的,我只是非常担心,但他也确实做错了,而我也理应得到一句抱歉。我小心地、有些害怕地从眼角瞄了他一眼,笑容还停留在我的唇边,然后我意识到他已经快睡着了。
“等一下,”在加油站当我准备下车时,他说,“昨天是你付的。”
匆忙地、小心地避开他,我穿上外套,拉好拉链,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戴围巾,把它扔向后座。
他拿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给。”
我的左手已经在推门了,车外突然冲过来的一阵刺骨的冷空气直扑面颊。在我转身不耐烦地看他一眼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在这晚第一次相遇了,但又迅速错开。
“去吧,拿着它,”他催促道,声音因为刚睡醒而沙哑,“别当……”
但我很生他的气,又太难过,以至于不能被100美元安抚,我的愤怒和骄傲阻止我给出任何回应。我走进寒冷中,冷空气扑面而来,抑制住了我狠狠摔上门的欲望。汽油的味道刺痛了我的鼻腔。他在我哆哆嗦嗦地把钥匙递给工作人员的时候稳稳地坐在车里,他甚至没有决心要走出来。
我的双手和我紧绷的肌肉似乎被铃木的摇晃所感染。紧张、焦虑和寒冷在一起合谋对抗我,我深呼吸,揉捏自己酸痛的脖子。在扭动颈椎的时候,我听见“咔咔”的声音,我还按摩了一下自己僵硬的肩膀。在我开始机械性地揉着干涩的眼睛时,自怜的情绪渐渐高涨。
“你还好吗,女士?”工作人员回来了。
“什么?”我眨眼,看清了他的样子,“是的,是的。”
“全满?”
“是的,把它装满吧。”
寒风蜇着我的脸和耳朵。加油机上显示出数字零,然后开始快速翻转。我的眼睛搜索着卫生间,然后又看回正在增加的数字,41,42……我快速地瞥了一眼车。透过车窗,我能看见我放在后座的围巾。我把自己全身的重量从一只脚转向另一只上。刹车!在我看向铃木的金属标志时,那个笑点飞快地闪过我的脑海:刹车在哪儿?我疯狂地想抽烟——所有这些禁烟标示都让我有种想立马抽根烟的恶意冲动。软管发出属于金属的那种令人不安的响动,我的视线再次投向卫生间。但数字还在增长,76,77,每一对消失的数字都像两只失明的、担忧的眼睛在插座上翻转。我把双腿紧紧地交叉着。然后,迈着小步绕着车走,靠近那位工作人员,把我的信用卡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