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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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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在传统史家笔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道昏君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然而与其说这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如此长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咎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操的篡窃。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称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下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利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要是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人谦让的信条，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曹操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井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所称文王即为西伯，他虽拥有广大的地区仍继续向商君称臣，待他的儿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45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目，儿子司马炎则取魏而代之，国号为晋。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从实际眼光看来，我们今日甚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权都需要若干理论上基础，则不容辩驳。中国古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说、手下所做都像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骂了。在中国的戏曲里，曹操的面谱全部涂白，状如墙壁，以显示其谲诈，只有眼角稍沾墨笔，表现着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从脸谱论人物

中国的戏曲始于唐，而取得市井间娱乐的地位则于宋，其衍变而为今日之“京剧”，至少距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代又已一千年。虽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时期人物仍为舞台上最被经常排出之角色。在这群人物之中最为人钦仰的乃是关羽，他是一个带兵的将领，面谱上特具枣红色。在真实生活里，关羽刚傲而缺乏处世的谨慎周详，他不顾利害让自己两面受敌，弄到战败授首，比曹操早死一个月。可是千百年之后关公仍被中国人奉为战神，民间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挥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关羽“义重如山”，至今秘密结社的团体仍有些奉之为师祖。

戏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极端的关系中保持某种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吕蒙。此人无疑是在战场上计害关公，而将他的头颅交与曹操邀功的吴将，其脸谱也将其个性夸大的表现，即与实际的面貌相违，也无伤大雅。吕蒙初为纯粹武人，有不屑于文墨的态度。只因为上级督促，他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开始读书。可是如此一来，书中文句使他神往，这从他手不释卷，在极短时间之内，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惊异着此人从不学无术的武人，一变而为有心计的战略家，因之“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他的脸谱上以蝴蝶式的设计陪衬着两只灵活的眼睛，表征着一个复杂人格内心的机动力。很显然的吕蒙之所特有，是为关羽之所独无。

这样的轶闻琐事虽有趣，读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书作者建议我们注意社会学家区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办法。这也就是说，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结构上稍松懈的部门，虽然大致上依据“高级文化”吹搓而成，却又在细微末节之间穿插交凿。这种非正式而带娱乐性的安排，使哲学家和大政治家的见解下达于一般民众。京剧将这段历史极尽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16世纪一本大众化书籍之助。《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富于传奇性，这书将当日事迹极端地小说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传统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数的群众欣赏到的一段论说，与前述大历史家钱穆所提出者，没有根本的差别，亦即是“国家本是精神产物”。既如此，则愈在危急存亡之秋，个人的品格，更需要严格的评判。很显然的，此中戏剧家与传统历史家具备同样的信心，他们觉得道德上一成不变的尺度，足以衡量个人的品格。他们的立场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么他们综合的见解，也可以简单明了地以脸谱上的红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历史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愈白，黑者愈黑，由他们烘托出来，这一时期“无道昏君”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请注意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所提出的：“荒荡不经。其事几平令人难信。”）刘子业为南朝之宋的“前废帝”，他17岁登基，在位18个月。历史纪录上记载着他的异母姐山阴公主曾对他提出，“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废帝于是替姐置男妾之称“面首”者30人。司马衷乃是普朝的悲剧性皇帝，当他在位时，内战爆发，戎狄交兵。据说随从报告他：“天下荒漠，百姓饿死”，他闻之而说：“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齐主“东昏侯”萧宝卷，也是弱冠践祚。他凿金为莲花贴地（莲花乃佛教圣品），令他心爱的潘妃行其上，称“此步步生莲花也”。

这三位昏君都被弑。刘子业如果真替姐设男妾，在男重于女的社会里当然不能逃避谴责，可是暴露他举动之荒谬，乃是在他被轼之后提出，并且文中还讲到他写的字不工整，这也算作他无德君临天下的表现。山阴公主提到的两性平等，不论其是否真确，看来其主张已远逾5世纪中国习惯的尺度。我们既曾听闻到法国大革命时，皇后玛丽安东尼“没有面包何以不食糕饼”的故事，则难能不怀疑晋惠帝司马衷之何不食肉糜。这两段故事距离1500年，只是内容太过于相似了。另外我们也很难认为第三个被弑的萧宝卷以莲花在室内地上设计为不道。如果他的创作确如史书之所描写，我们只能欣赏其独具慧眼的风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画的美人—一她在《爱神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态，只是富于中国情调罢了。总之，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专制魔王的狂妄，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种种故事中，作史者的态度，较诸他们笔下之题材还要值得考虑。有了以上的轶闻琐事，这些历史家提出一点令人特别注意之处，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断地强调。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我们把环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时，即可以看出当日的发展实有前后贯通之处。既企图恢复北土，则南方应有由强人领导的军政府，可是其下层的支持尚付阙如。西安与洛阳失陷时，南渡的望族早已在丛山之中、滨水之处开发产业，自给自足。他们有相对的安全，于是对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观望。这南朝也效法晋成例，派遣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县为太守刺史。可是他们缺乏爪牙下达乡里，其本身反为地方上有实力之人士支配，于是各州县所出现的阴谋，较之官中府中更为邋遢。如此一来，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较之北方也无甚出入。彼此都无力恢复由官僚组织作主的帝国体制，而彼此也没有因全局之平衡构成一种封建的地方分权。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后又称金陵，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落的气氛笼罩。上层阶级的富裕者，觉得无从发展其抱负甚至无从有效地利用其财富，只能带着势利眼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此时家族的声望很被重视，有些甚至追溯到华北的几代之前，于是修族谱成为一时的风尚。男人也涂朱饰粉。文人在骈文上用功夫，更是一时流行，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于是建康成为“六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