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我们叫苦呢?只要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挑出这块地方来进行批判。小说其实是在提醒历史与社会注意这样一个伪真理:知青生活再怎么苦,几年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然而,土生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就该如此祖祖辈辈在这里受苦受难吗?
周:可惜,有这种思想和情怀的人太少了。您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中篇小说,您知道我最喜欢您的哪部小说吗?您可能想不到的,我最喜欢的是《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那确实是没有想到。
周:《挑担茶叶上北京》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内涵,同时包括政治思想与个人意志的较量。在思想、艺术、叙述和情感控制上都超越了您以前的作品。
刘:比较《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分享艰难》,应该说在艺术上,《挑担茶叶上北京》更成熟一些。《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分享艰难》是同时期的作品,是姊妹篇。 。 想看书来
刘醒龙(10)
周:这两篇小说您怎么看?
刘:《挑担茶叶上北京》比《分享艰难》的小说味道重些,艺术气息更浓。
周:谈谈您的长篇小说,您在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好像反响不是太强烈,在您看来,它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刘:有评论家说它是“打工小说的发轫之作”。《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与我有很多的亲密性,属于精神自传吧。我把我在工厂生活、工作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接触的问题在小说中都表现出来了。在小说中,其实我表现了我的困惑:普通劳动者的个人价值如何体现。对普通劳动者的价值的认定问题,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从个人感情来说,具体来说,就是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到目前为止,对普通劳动者没有应有的认识,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精英教育、精英意识。我在1996年写了这么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
周:但出版社似乎还很高调,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以“探索者丛书”的名义出版的,出版社大概也意识到您的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的超前性吧!
刘:这部小说出版时,有人用所谓先锋性来怀疑我是否写得了探索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在社会、在人的精神状态的层面上的追问,也许比现代主义旗号下的探索者走得更远。属于终极关怀的问题当然需要探索,那些被忽略了的我们所处时代的小问题,同样需要探索,因为这样的探索更能昭示某种大方向。一个小人物,尤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一类人,尤其是一类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从来就是一条贯穿我的全部小说的线索。
周:《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和其他只是拘泥于探讨人的终极性关怀的作品相比,也是一种探索。其实,您的这篇小说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
刘:小说中有个细节,有人在武汉开了个乡村风格酒店,有斗笠有蓑衣有水车等东西。当时很多人认为是笑话。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人们还没有享够福,怎么会怀念那些苦日子呢?我是毫不怀疑,在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人心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怀旧心理,特别是对乡村的怀念,肯定日甚一日。所以,写作时,我想象了这样一座酒店。现在,一切都印证了。小说不可能是预言,但小说家一定要有预见。
周:您是哪一年到武汉的?
刘:1994年。
周:您到武汉后,创作题材发生了某种转变,开始创作《城市眼影》、《我们香港见》这些都市题材的小说。
刘:当时有种心境,想换个脑子写一写。但这不是我兴致所在,只是一种尝试,是为了表明另一种能力。这是一种性情文字,它不代表什么,我也不想向别人证明什么。
周:我们集中地谈一下《圣天门口》吧。我认为,《圣天门口》在当代长篇小说史上是一部集大成的小说,也是你个人创作历史上集大成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完全超越了您以前的作品。而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和您以往作品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谈谈您这部作品与您以往作品的联系?
刘:《圣天门口》与我以往作品是有内在联系的。同我第一、第二阶段的作品相联系比较的话,我认为它是取了二者之长的,它继承了我第二阶段对写实风格的痴迷执著和第一阶段对想象、浪漫的疯狂。可以说它综合了我第一、第二阶段的写作风格,而又在二者之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醒龙(11)
周:请您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视角坐标上谈谈《圣天门口》。
刘:在刚刚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文艺报》记者曾就文学如何创新的问题采访了我。在我看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写作者对和谐精神的充分理解与实践,即为当前文学创作中最大的创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暴力斗争一直为中国文学实践所痴迷,太多的写作莫不是既以暴力为开篇,又以暴力为终结。《圣天门口》正是对这类有着暴力传统写作的超越与反拨,而在文学上,契合了“和谐”这一中华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再造。
《圣天门口》相对于以往写近现代史居多的小说,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它不是在相互为敌的基础上来构造一部作品,来认识一段历史的,而是最大限度地、最有可能真实地接近那个时代的历史状态。比如就《圣天门口》来说,小说从头到尾写了那么多的斗争、争斗、搏杀和屠杀,但我非常注意不让任何地方出现“敌人”这种措辞。《圣天门口》从汉民族创世到辛亥革命这条虚一点的线索,从辛亥到上世纪60年代“*”高潮这条实一点的线索,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来求证我们对幸福和谐的向往。写任何一部小说都应有一种“大局观”,这是很重要的。从国共两党斗争开始后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文学作品一直纠缠在谁胜谁败、谁输谁赢、谁对谁错这些问题上,但是我们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一百年之后再来看对和错、输和赢就一点不重要了。
周:你认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刘:作为文学家,在写历史时,必须用现在的眼光而非当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实,应该有新的视角、新的意识。否则就很难超越,那样我们无非是在模仿别人、刻录别人。
周:最初触动你写《圣天门口》的机缘是什么?
刘:对我而言,那是内心的一种情结、感觉。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东西在积淀,多年的写作,一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能够表达我成长至今的经历中最为纯朴、深情和挚爱的作品。
周:《圣天门口》素材的积累是怎么来的?
刘:从我出生的那天开始,很多东西仿佛就在那里等着我去搜集等着我去发现,还有一些民间流传的东西。具体讲,比如说我小说写到的那个小曹书记——曹大骏,这个人是有真人原型的,是当时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局长兼任红山中心县委书记,“肃反”时杀人如麻。小时候,大人都用“曹大骏来了”吓唬我们。那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后来却发现,他竟是一位在革命纪念馆里挂有大幅照片的烈士。在写作《圣天门口》之前,这类可以化做文学元素的东西,可以说是早已在血液中流淌着,而无需临时抱佛脚。
周:《圣天门口》标志着您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发表《黑蝴蝶,黑蝴蝶……》开始,您的小说就开始了对人的精神和生存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道德救赎的主题。而从《圣天门口》开始,对人的救赎转向神性救赎,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小说中的一系列人物都体现了这个观点。请谈谈对作品中梅外婆、阿彩、马鹞子、杭九枫等人物的感想。
刘:在谈梅外婆之前,我想先打个比方。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完整的,就好像我们说的一杯水,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它由水、杯子以及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这三部分组成。而我们往往会忘记杯子中无水的空的那部分,不去写这一部分,而好的小说应该是完整的,应该包括这三个部分。《圣天门口》中梅外婆就是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就是需要去充分想象、完善和提炼的,这就提供了一种艺术空间让你去展开想象。中国小说以往的问题就在于把这些都割裂了,你要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就不能写什么。其实,藏在“实”的背后的应当是一个时期的理想、梦想。梅外婆就是被作为这个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梦想来写的。想想我们在以往作品中所见到的那么多暴力、苦难、血腥、仇恨,如果仅仅是这些东西,我们民族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我时常在想,说中国人只有阿Q精神,以及有人被处决了而我们还在拿着馒头蘸那个血吃的精神,汉民族如果仅仅就这样,那是绝对延续不到现在的。我们的文学,缺乏对一只杯子的整体表现与深究。杯子本身以及杯子里的水,普通人都能看见。文学除了这样的看见外,还要发现杯子中那些确实存在的无形部分。比如总让马鹞子和杭九枫感到敬畏的梅外婆,那才是脊梁所在。写这部作品时,我怀有一种重建中国人梦想的梦想。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我觉得中国人的有些梦想是要重建的,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能再崇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小说中,我写到巴黎公社那一笔,我以我的梦想来看这段历史,我认为巴黎公社没有失败,它是换了一种方式,不是用暴力的方式,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其理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