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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张勋和他的北洋 6复辟舞台的搭建(第1页)

黎元洪和段祺瑞坐在了一起,开始讨论该如何继续管理这个国家的问题。两人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采用哪部宪法。最后,两个人都同意用孙先生后来起草的那部《临时约法》,但两个人的理由却是不同的。

黎元洪是要继续当大总统的,因为他是袁世凯的副总统,按照法理,如果大总统死了,副总统要继任的。但在袁世凯自己搞的那部宪法里,有关副总统的继任是这么规定的——副总统只能继任33天,33天后要进行全国大选,重新选举总统;而在《临时约法》里,孙先生规定,如果总统死了,副总统继任,并且一直继任到下一届国会开会,再选举新的总统。所以,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当然希望能采用孙先生的《临时约法》了,这样他就能多当几年总统,虽然《民国约法》中的总统权力更大,但毕竟只能当33天。

段祺瑞也想要采用《临时约法》,因为《临时约法》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而制定的宪法,它规定了责任内阁的权力很大。袁世凯死后,总统的位置固然是要归黎元洪的,但总理的位置就非段祺瑞莫属了,其实早在袁世凯还在位的时候,段祺瑞就已经当过总理了,只是因为后来袁世凯要称帝,段祺瑞跑了。

总之,在宪法的采用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一拍即合,采用了《临时约法》,不过,《临时约法》虽然对两人都有利,但也埋下了府院之争的祸根,因为它毕竟没有写清楚总统跟责任内阁的权力和权限,新的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没想到这两个人相互摸索和合作得还不错。因为段祺瑞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亲眼看到他大哥袁世凯因为不想办共和而违背了民意,最后众叛亲离一命呜呼,段祺瑞绝不能让自己重蹈袁世凯的覆辙,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更尊重人民的意愿,而且段祺瑞也很想名留千古,于是他提出了再造共和,黎元洪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民初国会重新开张了,议员也都回到了北京,开始选举。

重新开张的民初国会选举,其实就是由段祺瑞的责任内阁负责提名,黎元洪负责盖章,看起来有点像法国的二元制政府,责任内阁的权力虽然很大,但因为章在总统手里,所以总统还是有点权力的。对于责任内阁的提议,黎元洪基本上都能同意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后他也发言几句,体现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如果责任内阁提名的都是北洋系的人,黎元洪就会说,不行,我也得提名几个革命党的人,因为我们得跟南方保持团结,否则在南方的孙先生不会同意的。对于黎元洪的意见,段祺瑞也都表示同意,因为段祺瑞觉得,可能人家先进的西方国家也是这么玩的,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做一点妥协,提名一些国民党人,再提名一些革命党人,让各方势力都维系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虽然在大问题上合作得非常不错,表现得都非常大度,却在一件小事上发生了一次争执,而且还闹得不可开交。段祺瑞手下有一个特别亲信的幕僚,名叫徐树铮,徐树铮是一个极其傲慢的人,他只相信枪杆子的力量,对于共和相当不屑。段祺瑞本人当然是极力想要办共和的,但他手下的人不一定都能理解共和,而且段祺瑞确实离不开徐树铮,大事小情都得问问徐树铮的意见。后来,段祺瑞想任命徐树铮,按照程序,需要黎元洪来盖章,没想到黎元洪死活不肯盖章,因为徐树铮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过黎元洪。黎元洪虽然一直小心地维系着和段祺瑞的关系,但在徐树铮这件事上,却史无前例地摆出了强硬的姿态。段祺瑞也很坚持,因为徐树铮是他手下最重要的幕僚。就这样,两个人各持己见,谁也不愿意妥协,一时间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后来是如何解决徐树铮这个烫手山芋的呢?说来也巧。因为徐树铮这个人实在是太傲慢了,他连大总统黎元洪都敢骂,更别提国会里的其他人了。就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徐树铮居然又跟国民党的内务部长打起来了,因为徐树铮老是在国务院里指手画脚,导致国民党的内务部长无法忍受了,站起来对他说,你还不是国务委员呢,充其量也就是总理的秘书,国务院的事情由我们这些国务委员来管理,你给我闭嘴。徐树铮哪儿受得了这个气,两个人当场就掐起来了,闹到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地步。最后段祺瑞没办法,只好去找黎元洪说,反正我也受不了你们家这位内务部长,你也受不了徐树铮,咱们府院之间也不能老这么闹下去,不然这样吧,还是各自退让一步,让他们两个人全都辞职吧。最后,府院还是各退一步,打了个平手。

类似的事情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也时有发生,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或是执政党和国会之间,经常要做双方的妥协,这是办共和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事,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府院双方都想继续彼此合作,把共和办下去。但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真正的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一战”早就爆发了,日本也早已经占据了青岛,但那都跟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只不过就是在一旁看着列强相互打架而已,因为人家没有来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敢得罪列强,更何况战局也非常不明朗,看不出来谁会输谁能赢。说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最后半年,都看不出输赢。“一战”是一次极其奇怪的战争,它爆发的时候没有人看得出来,它结束的时候也没有人看得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把“一战”当回事,更没有人想到要去参战。

结果到了1917年的时候,美国突然参战了。美国人爱热闹,它一参战,就想拉着大家都去参战,于是美国跑来跟段祺瑞说,你们中国来参战吧,如果你们参战,美国就可以给你们好处,比如取消“庚子赔款”,放弃治外法权,修改海关税则,提高进口关税。段祺瑞一想,外争国权,内修内政,这不是天大的双重好事吗?第一,中国去宣战,美国就不管我们要“庚子赔款”的钱了,治外法权也不要了。第二,还有一件隐秘的好事,那就是日本把青岛给占领了,法理依据是日本向德国宣战了,日本跟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了,所以原本归德国占据的青岛就归日本了,可德国根据什么法理拥有的青岛呢?那就是我们跟德国签的条约,把青岛租借给了德国。那么,如果我们向德国宣战的话,我们和德国签订过的一切条约就都作废了,青岛也就不是德国的了,日本接收青岛也就不合法理了。

这么看来,宣战对我们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于是段祺瑞就找到黎元洪说,咱们加入协约国,向德奥宣战吧。黎元洪当场大惊失色,坚决不同意宣战,因为中国当时所有的陆军,尤其是从小站练兵训练出来的北洋军队,都是在德国军官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连装备都是德国的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可以说,中国的北洋军就是德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他们对于德国和普鲁士军人有着无限的崇拜,他们都相信德国绝对输不了。所以黎元洪坚决不同意向德国宣战,在黎元洪的鼓动下,国会也反对宣战,一大堆的知识分子也不同意宣战,比如梁启超等,大家都说,如果段祺瑞向德国宣战,中国肯定会亡国。

各省的督军也都开始鼓噪起来,反对宣战,但督军的想法和知识分子又有所不同。段祺瑞虽然是北洋系的大佬,但他长期身居高位,已经不直接带兵了,手上其实一个兵也没有,兵都在各省的督军手上,而且每一名督军还都兼着至少一个师的师长,所以督军们觉得,段祺瑞口口声声要宣战,但他手上却没有兵,一旦宣战了,那不就得让督军们去打仗吗?难道要让这些由德国军官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去欧洲战场上和德国人打吗?这事绝对不行。

于是,段祺瑞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督军大会,把各省的督军都召集来,跟大家说了一件很机密的事情,那就是日本许给段祺瑞的好处。日本当然是很早就向德国宣战了,而且也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不过现在美国也参战了,整个战局由美国来带头了。日本本来是不希望中国宣战的,因为宣战是有红利的,日本想要独吞亚洲的宣战利益,结果现在美国一直鼓动中国宣战,日本也就听从美国的意见,希望中国参战,而且日本给中国开出的条件比美国的还好,美国只承诺取消“庚子赔款”和放弃治外法权等,日本则直接提出,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就帮中国训练参战军队,还无偿给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段祺瑞还进一步向各省的督军承诺,一旦宣战,他不光提供军饷和武器,还给每个省扩充一个师的兵力。

既给钱,还给武器,又帮忙练兵,还给扩充兵力,在这么大的好处的诱惑下,各省的督军顿时不再反对宣战了,他们回到各省,纷纷向全国发表通电,支持宣战,民国时代是一个通电政治的时代,大家有事没事都爱用通电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督军们这一通电,府院之争也就越发地僵持不下了。其实早在这之前,黎元洪就已经被迫让了步,跟德国断交了,但断交归断交,直接向德国宣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宣战是总统的特权,只要总统不开口,宣战就不合法理,美国的宪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只有总统才有权力代表国家对外宣战。总之,黎元洪坚持不肯宣战,段祺瑞说你不宣战拉倒,我直接越过你,由国会来代表国家宣战,而且国会已经被说服得差不多了,再加上我们的《临时约法》里,对宣战权力这件事写得也不是很清楚,可以钻这个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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