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明天再来了。
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
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
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
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
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书。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
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
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
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
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
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
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
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
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
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
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
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帐。
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
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
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
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
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
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
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
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