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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发展（第1页）

第二章　大繁荣

那些强有力地掌握和平、资本和机器的人，利用它们来为公众造福谋利，他们是公众的仆人，因此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资财使他人富有之际，同时也使自己富有。

——威廉·休厄尔（WilliamWhewell），1852年[1]

一个民族并不需要运用害人的计谋，只要温顺善良，努力工作，不断致力于自我改进，便可获得物质上的富足。

——摘自克莱蒙—费朗（Clemont-Ferrand）；《反愚昧的社会》，1869年[2]

地球上人类居住的面积正在快速扩大。新的社群，亦即新的市场，每天都在西方新大陆向来荒芜的地区兴起，也每天都在东方旧大陆始终肥沃的岛屿上出现。

——《费勒波洛斯》，185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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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9年，很少有观察家会预料到，1848年革命竟会是西方的最后一场普遍革命。在未来的70年间，大多数先进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民主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尽管不包括“社会共和主义”，它们的政治要求逐步得以实现，没有遭遇到重大的内部动荡；而且，欧洲大陆先进地区的社会结构已证明它们能够抵挡20世纪大灾难的打击，至少直到目前为止（1977年）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1848年至19世纪70年代初期，该地区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经济转变和膨胀。这就是本章的研究课题。在这个时期，世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先进”国家，发展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国家。

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突飞，开始于一个繁荣的历史时期。由于这场繁荣曾被1848年的事件暂时阻遏，所以显得更加壮观。1848年革命是被一场最后的也许是最大的旧式经济危机引发的。这种旧式危机是发生在依赖收成和季节的靠天吃饭的社会。“经济周期”的新社会有它自己的涨落波动方式，也有它自己的现实难题。只有社会主义者直到现在还认定“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节奏和模式。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景气与不稳定时代看来已接近尾声，大跃进发展的时代正将开始。1847—1848年出现了经济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严重的衰退。大概是由于与旧式危机巧遇，所以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从纯粹的资本主义观点来看，这只不过是一条看似不断上涨的曲线上的一次陡跌。罗斯柴尔德是一位敏感的经济人，尽管他缺乏政治预见。他非常满意地看待1848年年初的经济形势。可怕的“恐慌”似乎已经过去，前景将是美妙的。尽管工业生产恢复得足够快，甚至已从革命那几月的实际瘫痪中挣脱出来，但整体形势仍然诡谲不定。因此，我们很难把全球大繁荣的起点放在1850年之前。

185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例如，英国的出口从未比1850年后的七年间增长得更快。英国棉布——是其半个世纪多以来向海外市场渗透的先锋——的实际增长率也超过之前的几十年。1850—1860年间，大约增长一倍，从绝对数量上看，其增长更是惊人：在1820—1850年间，其出口额增长大约11亿码，但在1850—1860年这10年间，出口额的增加远超出13亿码。棉纺工人的数量在1819—1821年和1844—1846年间增加了大约10万，但在1850年后10年里的增长速度是其两倍。[4]我们在此所列举的乃是庞大的旧产业，由于各地工业的迅速发展，该产业在这10年中，实际上已在欧洲市场失去买主。无论我们从哪方面着眼，都可以找到同样的繁荣证据。1851—1857年间，比利时的铁出口增加了一倍多。1850年之前的25年间，在普鲁士出现了67家股份公司，拥有资本总额4500万泰勒（Thaler，德国旧银币名），但在1851—1857年的短短几年间，便建立了115家（不包括铁路公司），拥有资本总额达1。145亿泰勒，它们几乎都是在1853—1857年这一幸福时期里涌现的。[5]几乎没有必要罗列更多诸如此类的数据，但当时的商人们，特别是公司的发起人，确实对此不遗余力地讲述和宣传。

对于追求利润的商人来说，这场繁荣最令他们满意的是廉价资本与价格飞涨的结合。（经济周期形式的）萧条总是意味着低价格，起码在19世纪是这样。繁荣通常意味着通货膨胀。尽管如此，英国的物价水平在1848—1850年和1857年间上升约13，这个涨幅还是相当惊人的。因此，明摆在产业家、商人，尤其是公司发行人眼前的高额利润，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巴黎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mobilier）的资本利润率曾一度高达50%。[6]动产信贷银行是一个金融公司，也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象征（见第十二章）。而且商人并不是这一时期的唯一获利者。就像先前已提到的那样，就业机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海外，大批的男女正在向海外移民（见第十一章）。欧洲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几乎看不到失业，1853—1855年间的谷物价格猛涨（即生活的主要开销），不再使各地出现饥饿暴动，除了一些极其落后的地区，例如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和西班牙。高就业率和在必要时愿意暂时提高工资的让步，缓和了人们的不满。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进入市场，遂使劳动力的价格更为低廉。

这场繁荣的政治后果是意义深远的。它为被革命动摇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同时也毁灭了革命者的希望。简而言之，政治进入了冬眠状态。在英国，宪章主义销声匿迹。尽管其销声匿迹的时间远比历史学家们习惯上认为的时间晚得多，但仍无法否认其最后的结束。欧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1819—1869）是宪章主义领袖群中最坚忍不拔者，但即便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也放弃了重振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企图。他像大多数老宪章主义者一样，与那些想要把工人组织成胁迫团体，从而向自由主义的激进左派施加压力的人同心共事。议会改革暂时不再是英国政治家所操心的事，于是，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忙于在复杂的国会中争夺选票。即使是像在1846年赢得《谷物法》（CornLaws）废除的中产阶级激进者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Bright）这类人物，在当时的政坛上亦是被孤立的少数。

对于欧洲大陆上的复辟王朝和法国革命的意外产儿——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这段喘息时间更为重要。在这一时期，路易·拿破仑得到了千真万确且感人至深的多数选票，为他所谓的“民主”皇帝披上了真实色彩。对于旧君主国和公侯国来说，拥有这段政治复苏与稳定繁荣的时间，比让它们的王朝在政治上名正言顺更重要。它们也从这段喘息时间得到财政收入，不用去征求代议机构批准征税或招惹其他麻烦事，至于那些政治流亡者只能在同伙之间狠命地相互攻击，此外别无他法。就当时而言，这些君主公侯在国际事务中虽然显得软弱，在其国内却相当强大。甚至在1849年得借助于俄国军队干涉才得以复辟的哈布斯堡王朝，此际也能将它的全部领土——包括桀骜不驯的匈牙利——置于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之下。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一平静时期由于1857年萧条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从经济方面而言，这只是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小间断，到了19世纪60年代遂又重新以更大的规模继续成长，并在1871—1873年间达到繁荣的顶峰。在政治上，它则使形势为之一变，最明显的是它使革命者的希望成为泡影。革命者本来希望这场繁荣会促成再一次的1848年革命，但在抱这种希望的同时，他们也承认“群众由于这段长期的繁荣而变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厌”。[7]然而政治确实在复苏。在短暂的蛰伏之后，先前所有的自由政策问题再一次被搬上议事日程，其中包括意大利和日耳曼民族的统一、制宪改革、人权自由以及其他问题。1851—1857年的经济膨胀，是在政治真空期中发生的，它延长了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和衰竭；而1859年之后的经济飞跃，却是与激烈的政治活动同时展开。另一方面，尽管被各种外部因素所中断，例如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然而19世纪60年代在经济上还是相对稳定的。下一个经济衰落期（发生在1866—1868年的某时，因感受和地点而异）不像1857—1858年那样具有全球性，也不像1857—1858年那样引人注目。简而言之，政治在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复苏了，但不再是进行革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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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还是生活在巴洛克时代，那么它将以壮观的假面舞会、圣歌游行和歌剧表演，在其统治者面前象征性地炫耀其经济成就和工业发展。事实上，成功的资本主义世界，有自己相应的表达方式。资本主义在全球获得胜利的时代，是以宏伟全新的自我庆祝仪式揭开序幕，亦即“万国博览会”（GreatInternationalExhibitions），每一次展览都在一个宏伟的纪念宫中举行，隆重地展示其财富增加和技术进步——伦敦的水晶宫（CrystalPalace，1851年），维也纳的罗托纳达圆顶大厅（Rotunda，“比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大”），每一个都展示了丰富繁多的制造品，每一个都吸引来众多的国内外观众。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有1。4万家厂商参展，这是在资本主义的老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典礼。参展的厂商数量，1855年巴黎博览会有2。4万，1862年伦敦博览会有2。9万，1867年巴黎博览会有5万。值得自豪的是1876年在美国举行的“费城百年纪念会”。这次盛会由美国总统剪彩开幕，巴西皇帝和皇后也参与盛会——头戴王冠之人现在也习惯在工业产品面前俯首赞誉。来此参加喝彩的还有当地的13万市民，他们是到此光顾“时代之进步”的1000万人中的首批游客。

这种进步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扩张的速度会如此可观？这些问题应当暂时搁置。回顾19世纪上半叶，应引起关注的是下面这项对照，即巨大和快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能达到的生产能力，与其无法扩大的基础和无法摆脱的枷锁之间的对照。生产力可以戏剧化地提高，但却没有能力扩大其产品的销售市场，扩大其积累资本的可获利场所，更别提以相应的速度或适当的工资来创造就业机会。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正值德意志工业扩张前夕，理智和机敏的日耳曼人士就认识到，无论是什么工业化，都无法为数量庞大且日益增长的贫穷“剩余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就像他们今日对欠发达国家的看法一样。正因为如此，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个危机时期。革命者曾希望这次危机是决定性的，甚至商人们也曾经担心这次危机很可能会断送他们的工业制度（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