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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变未必通（第1页）

一、穷则变

中国人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在此之前，欧美地区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中国，但统治集团就是放不下自大的架子，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也显得无动于衷，虽然有极少数留心时务、初具世界眼光的士大夫对西方社会政治和风土人情作有一番研究与介绍，但对这个注定要引领世界新潮流的东西的认识还显得十分肤浅。相当一部分官僚士绅，对于西方的科技和物质文明一直采取贬低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对于西方的民主政体更是视为洪水猛兽。他们要么认为这些东西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要么断言它们纯属奇技淫巧，与中国国情不合。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渐渐有所变化。

一部分疆吏，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跟西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才深切感受到，现在所遇到的对手，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尤为难得的是，个别务实派官员已朦胧地认识到，现代化是世界潮流，在西方国家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也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用他们的话说，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曾这样认为：“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规划如此之远，拓地如此之广。岂非举国上下积虑殚精、人思自奋之效乎？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1]总之，只有敞开国门，学习西方长技，走现代化道路，中国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否则只能被这股世界潮流淹没，导致亡国灭种。

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自强”运动，一直是以建立现代化军事防御体系为目标，围绕着器物层面展开的。同治、光绪年间，务实派官僚对现代化的理解，后来被人们总结为这样一条公式，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了19世纪末，在救亡课题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批由旧式士大夫转化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比洋务派明显进了一大步。康有为在谈到近代西方各国的情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然而是三百年间，适当欧人新世勃兴，科仑布则寻得美洲，渐乃觅得全球以增新识，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殆，于是倍根、笛卡儿创新学、讲物质，自是新艺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炮火药于蒙古而输之欧，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而王权成，腾扬丕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至近世百年，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其汽船、铁路、电线、汽球并出齐奏，绝地通天，欧人用以囊括四海，席卷大宇，无有留者。”[2]由此可见，康有为对西欧各国现代化从科学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工业革命的历史线索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强调，现代化是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变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方今（中国）累经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敝，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区分了“变事”与“变法”两个概念。“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所谓变事，就是仅仅在经济、技术层面进行变革，而变法则是有“规模”、有“条理”、有“纲领”、有“节目”、有“宪法”、有“章程”，“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的全面性变革。因此，“不变则已，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本末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3]

梁启超在他的《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则把现代化理解为“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他认为，欧洲各国近200年来均处在过渡时代，英国算是其中“顺流而渡”的国家，法国“乱流而渡”，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则是“方舟联队而渡”，美国、匈牙利“攘臂凭河而渡”，东南欧小国门的内哥、塞尔维亚和希腊皆为“借风附帆而渡”。至于中国，过去一直处在“停顿时代”，“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大潮冲击之下，中国也已经进入了过渡时代。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在这个过渡时代，有这样几件事有待国人去做：“语其大者，则民众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4]由此看来，梁启超把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社会风尚的变革，当成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完成的几个重要环节。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甲午战争的惨败结局，不仅强烈地震撼了朝野上下的心灵，也从根本上扭转了晚清士风。如果说，在甲午之前，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基本上生活在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传统世界里，“西学”的传播仅仅局限在沿海通商都市，其内容也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与基督宗教的话，那么，甲午以后，清朝野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走出了传统思想的窠臼，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重要性。梁启超就说过：“吾国四十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死气沉沉的统治阶层与士大夫精英阶层，这时候终于骚动起来。

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使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阶层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们一致认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例如军机大臣孙家鼐就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在士绅官僚中广泛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只有通过更积极、更广泛的变革才能求得生存。这种共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所不曾有过的。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例子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后，参加强学会的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知识精英人物，而且还有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军界将领，身任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要职的高层官僚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都成为强学会的会员和赞助人。强学会是自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清朝高度专制体制下，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并由高级官员自愿参加的新型组织的出现，说明在民族与国家危机面前，士大夫阶层与官僚阶层已经共同携起手来。

不仅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甚至连那些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开始出现了新变化：徐桐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全国的改革；连于荫霖这样的极端保守的人士也认为，“徐图而渐更之”的“不立其名”的变法也还是可取的。这种社会心态的存在，表明进一步改革可能引起的人为的阻力实际上已经比过去大为减少，这无疑是体制创新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终于鼓荡成了一次激进的维新变法运动。

这场改革运动虽然因为改革派的不成熟刚刚起步就遭受失败，但它对传统政治体系的挑战和威胁无疑是巨大的。在此期间，康有为先后给光绪皇帝上了37份奏折，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了28条实质性的建议。而光绪皇帝也尽可能地采纳了这些奏折，先后112次颁布“上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这些改革，最重要的包括：（1）政治上，确立政治变革的大政方针，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2）经济上，创设新机构，振兴工商业和农业，劝励工艺，奖募创新。（3）军事上，推进国防现代化。（4）文化上废除科举，建立新式教育制度。

以“百日维新”为高潮的这场政治变革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上的第一次全方位的尝试，它第一次把现代化政治意识传播给了中国社会；第一次唤醒了在传统专制政治下麻木数千年之久的中国知识阶层，并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具有现代意识心态的知识分子；它运用朝廷权威，第一次通过全国性的社会动员，向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发起了全方位冲击，由此揭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序幕。虽然这场变革因为多种原因而流产，但它对中国政治日后发展的历程，不是显得可有可无，而是显得十分的必要。

晚清政局的变化层层相因，一环扣一环，这种“链式反应”在戊戌政变以后显得尤为明显。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直接从垂帘听政走到前台，但是，从她重用保守派集团到义和团入京，再到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和约》的签订，直至最后一批保守派首要人物按和约要求被处死、罢黜，这一连串事件的发展，仅仅是发生在短短几年之间的事。局势变化之快、结局之惨，这让慈禧太后深感意外、大为震惊，同时也使得她的政治态度跟以前相比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还在流亡途中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经过慎重考虑，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力求振作自强的上谕。这道上谕的发表，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上谕大意内容是：

世有万禩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