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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兄弟阋墙（第1页）

公元624年7月的杨文干事件，让李唐朝廷的东宫和秦王府之间从暗斗发展到了明争。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似乎也撕开了隔着的那块遮羞布，各自抹下了虚伪面具，几乎连表面的兄弟之情也不顾及了，露出了本来面目。

唐高祖李渊虽然用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抹平了杨文干事件，但此事却在几个当事人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兄弟反目、兄弟阋墙，已经不再是藏在心里的事。已经从桌底，放到了台面。

太子李建成对弟弟——秦王李世民的态度彻底改变了。以前，他也曾嫉妒过这个弟弟，也不想让这个弟弟的风头大过自己，可那时的他，还只是想从自身解决问题，比如用扩大自己势力的方式掩盖弟弟的风头，以维护自己的储君位。

可杨文干事件让他意识到，这个弟弟的野心已经是仅靠改变自己无法遏制的了，这个弟弟野心大到了丧心病狂，为了打败自己，争得这个储君位，不惜诬陷自己的哥哥。

秦王李世民呢？也并未因父皇得知真相而不追究有感激之情，相反，他恨起了太子李建成，甚至还恨起了父皇李渊。

曾经，李世民对储君位的垂涎还只是放在心里，表面上依然要装出个不在意，无所谓。可自那杨文干事件后，他将自己对储君位的图谋，完全表现了出来。这种表现是给秦王府的人看，给他的亲信看。在他的亲信面前，他不再隐藏对父皇的不满，对父皇言而无信的愤怒。

这由不得他不愤怒。他的父皇，曾当面许诺他，平定杨文干叛乱后立他为太子。可当他平乱成功回到京城后，发现父皇不仅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什么承诺都没给过他的样子。

说好的金口玉言呢？怎么能说话不算话？既然没有这种想法，就不要给我画饼！

李世民很多时候之所以恨他的父皇，是觉得自己被玩了，被耍了。特别是他的父皇——唐高祖李渊，不仅没有为自己不遵守承诺而心怀愧疚，反而开始慢慢疏远他。

这，让他不能忍。

其实，站在李渊那面也能理解，杨文干事件让他觉得这个儿子很可怕，太可怕了，可怕到他避之不及。

齐王李元吉呢，在曾经的讨厌秦王李世民上，自杨文干事件后，又加上了痛恨。因为他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他知道，一旦储君位被他那位讨厌的痛恨的二哥所夺得，他的人生将会走向黑暗，甚至死亡。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杨文干事件让李唐朝廷波涛汹涌，让唐高祖李渊、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以及齐王李元吉，全都绷紧了神经，他们警觉地观察着四周，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同时，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甚至齐王李元吉之间，全都在积蓄着自己的力量，随时准备反击……

李唐王朝的三种强大势力集团逐渐形成，那就是：号称中立，但却偏太子的唐高祖势力；偏向太子的势力；偏向秦王的势力。

对于以李渊为首的唐高祖势力来说，他们的理想状态是：太子势力强于秦王势力，而秦王势力又能牵制住太子势力。

理想毕竟是理想，和现实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面对日益紧张的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之间的对峙，唐高祖势力时常会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状，他们左右摇摆，尴尬难堪……之所以会这样，还因为李唐初期有三种命令。

第一种是天子命令，此令又被称之“敕”；第二种是太子命令，又被称之为“令”；第三种是藩王（秦王、齐王等）命令，也被称之为“教”。敕、令、教这三种命令之间，是没有大小、上下之分的，也就是说，这三种命令的效力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子李渊的“敕”不比太子李建成的“令”效力高；而太子李建成的“令”的效力又和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等藩王的“教”的效力相当。

于是乎，经常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如果天子、太子和藩王同心，目标一致，想法相同。那么，不管是李渊发出的“敕”，抑或是太子发出的“令”，甚至秦王、齐王等藩王发出的“教”，众人只要任意接受一种就行了；可当天子、太子和各藩王不同心，意见不一致，又当他们各自都发出了“敕”“令”“教”时，各级官吏们就傻眼了。

到底听谁的呢？

各自听自己所偏向的吧，偏向太子的听“令”；偏向秦王或齐王的听“教”；既不偏向太子，也不偏向秦王的听“敕”。因此，政令之间的冲突，以及由它们引发的纷争也就屡见不鲜了。

按理说，唐高祖李渊应该尽早改变这种现状，让“敕”“令”“教”有大小、等级之分，避免地方官吏为难。可李渊不知为何，一直任由这种现象存在，等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时便和稀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自流，不加约束。

或许，这是唐高祖李渊不得已的一种做法，也是他平衡术的一种；也或许，他已根本没有能力平衡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了；更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觉得，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政令又能怎么样呢？只要兵权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是乐于见到他们互相制约和竞争的。甚至觉得，只要自己掌握了兵权，任他们怎样也翻不出什么大浪。

真是这样吗？他们真翻不出什么大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