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泽和冯过看来,张迪乱军犹如悬在头顶的一柄利刃,不定什么时候便会落向威胜军。kanshun之所以迟迟未落,唯一的解释便是康王。
康王常构是威胜军特殊的存在,哦,不,他是藩王,其实不该在威胜军管辖范围之内,而是自成天地。
藩王又称蕃王,是在地方官吏与天子之间的统治者,有自己的藩王国。他们可能是宗室成员、军功功臣或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但在名义上仍未宣布独立的地方势力首领,或者由天子册封统治某地区的统治者(此地统治者将土地献上,天子再将土地册封给他)。藩王通常都有独特的名衔,这些名衔通常为地名或地域名,由天子决定。
藩王制度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王朝时代,从异姓王到宗室藩王,藩王制度的存在一直都是历代皇帝所头疼的时期。因而不同时期的藩王制度也是各有特色。
不同时期藩王的地位,和藩王的实际权力也是各不相同,并且不同时期皇帝的态度也是因时而变。
汉朝的藩王,论权力是最大的,但是论结局也是最为悲惨的。汉朝规模最大的藩王分封就是汉初时期的功臣封赏。刘邦的封赏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功臣。
例如萧何、张良等,但是更重要的乃是为了和韩信、英布、韩王信等人进行妥协。这些人本身是不属于刘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合作关系。
目的就是为了在打败项羽之后能够分得一杯羹。因而刘邦对他们进行封赏其实也是迫不得已为之。而最终还是要对其进行削弱或者打压。
事实也证明,在刘邦去世之前,对这些强大的异姓诸侯王进行的打压,铲除了一大批的不听从中央的诸侯。
除了异性诸侯王,还有数量众多的刘氏诸侯王,在异姓诸侯王没有被铲除之前,这些诸侯的影响还不显现。但是随着异姓诸侯王被铲除,这些同姓的也开始搞事情。
这些诸侯王在自己封地之中拥有税收、官吏任免等众多权力,导致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形同虚设,并且还发生过七国之乱,导致汉初的几位皇帝对这些诸侯王都非常不满。
等到汉武帝时期,一道推恩令的下达,使得这些诸侯王开始日渐衰落,最终烟消云散。推恩令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诸侯王无法反抗。
因为他要求诸侯王对自己的子嗣进行分封,子嗣再对自己的后代进行分封。从而日渐削弱诸侯的实力,不需中央进行打压,地方诸侯便日益衰亡,最终也无法和中央抗衡,从而解决了地方权力过大的情况。
之后汉武帝还设立了刺史一职,看似是为了监督官员,但是也担负着监督诸侯的重责。一旦发现诸侯有不法行为,便会向皇帝检举,进而出发诸侯,轻则责备,重则取消封号。
大定诸侯数量众多,但是却没有一个诸侯能够成事。主要是定初便已经将地方的政治、军事等权力收归了中央,地方基本没有机会掌握太多的权力。
大定对藩王的规定可谓是非常严格,藩王有自己的封地的,也能够享受来自封地的俸禄,但不能掌兵权,封地护卫力量也有限制,无诏令不得离开封地。
而且大定的藩王承袭制度也较为严格,唯有嫡长子一人能够承袭,其余诸子只能够为官,实则没有承袭爵位的权力。这样做确实能够防止诸侯擅权,在地方做大,乃至于影响皇权。
如此一来也导致了皇室的衰微,宗亲实力的软弱。
有些皇室近支也需要去参加科举等,寻求仕途上的进步。由此就能够看出大定皇室实力其实并不强大。
但,藩王始终是藩王,代表着皇权,至少在封地是“一家独大”的,地方官并无管治权。
也正因如此,康王官田一案爆发后,作为本地主官的宗泽只能揪张汝舟出来当替罪羊。固然张汝舟是为了讨好康王而甘做欺压百姓的马前卒,但康王府当真就不晓得此事?但即便怀疑这其中康王府才是罪魁祸首又能怎样?一是查无实据,再则于藩王而言这根本就不算事,就算百姓被盘剥到走投无路甚至揭竿而起,康王始终是康王,是当今天子之血脉,谁能奈他何?
宗泽甚至隐隐查到,张迪叛乱的背后还掺杂着康王的影子。至少,张迪与康王府是有瓜葛的,否则怎能在康王的眼皮底下作威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