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门口站住了。
“啊,您来得好极了,”她们的母亲说,一边向老人伸出手去,“今天我有好吃的菜招待您了。让我给您介绍我们的俄国朋友。我想,”她又转向我说,“跟你们的一位老族长认识,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是罗伯特·欧文,”老人慈祥地笑道,“认识您非常高兴。”我怀着儿子的尊敬心情握了他的手。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也许会跪在地下要求老人把手按在我的头上给我祝福。
怪不得他有这么仁慈明亮的眼睛,怪不得孩子们这么爱他……这就是那个“在沉醉的世人中”唯一清醒的、勇敢的审判员(像亚里士多德谈到阿那克萨哥拉6时说的),他敢于对人类作出“无罪”的裁决,赦免犯人的罪。这是第二个为税吏悲痛,对堕落者表示怜悯的怪人,7如果说他不是不会在海上淹死,那么他在英国市侩生活的泥沼中,不仅没有淹没,而且没有沾染一点污泥!
……欧文待人非常朴实,但是他像加里波第一样,在仁慈中流露出一种力量,一种掌握着权威的意识。他的平易近人包含着一种自我优越感,这可能是他经常与微不足道的人打交道的缘故;一般说来,他不像一个平民和社会主义者,倒像破落的贵族和名门望族中的末代子孙。
我那时还不会讲英语,欧文又不懂法语,而且显然两耳重听。女主人的大女儿自告奋勇愿当翻译官:欧文也习惯了这样与外国人谈话。
“我对您的祖国抱有极大的希望,”欧文对我说,“你们的土地比较干净,你们的教士不这么强大,偏见不这么顽固……而力量……力量!要是沙皇愿意听取和理解正在升起的和谐世界的新要求,他可以轻而易举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我笑了笑,请我的翻译官告诉欧文,我不大相信尼古拉会成为他的信徒。
“不过他到拉纳克来看过我。”8
“可是他大概什么也不了解吧?”
“他那时还年轻,”欧文笑道,“认为我的大儿子生得这么魁梧却没有参加部队,这很可惜。不过,他邀请我去俄国。”
“现在他老了,不过还是什么也不会理解;他看到身材高大的人没有都去当兵,一定更觉得可惜了。我看过您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老实话,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写信给他。难道您真的对他抱着希望不成?”
“只要一个人还活着,就不应该对他失去希望。说不定有朝一日什么事会打开他的心灵!嗯,就算我的信不起作用,他不重视它,这很可惜,但我尽了自己的力量。他没有过错,他的教育和他生长的环境使他不能接受真理。对这种事不必生气,应该怜悯。”
就这样,这位老人把宽恕一切罪恶的思想不仅扩大到了盗贼和罪犯,也扩大到了尼古拉身上!一时间我为他感到羞耻。
人们不能宽恕欧文的一切过错,甚至他临终前的迷惘和近乎病态的关于灵魂的呓语9,原因是不是就在这里?
我见到欧文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他生于1771年)。他在舞台上一直活动了六十年。
在七栎树镇以后过了三年,我又匆匆见过欧文一面。他的身体衰老了,头脑糊涂了,有时还会沉湎在鬼魂和幽灵的神秘世界中。但他的精神依然那样,那对蓝眼睛仍闪射着孩子一般仁慈的光芒,对人也还寄托着希望!他对人从不怀恨,也从不把旧账记在心中,他始终是创办新拉纳克纺织厂时那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他听觉不灵敏了,头发白了,身体虚弱了,但依然在宣传消灭死刑和共同劳动的和谐生活。看到这个老人迈着缓慢无力的脚步走上讲坛,不能不产生深刻的敬意,从前他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这样的讲坛,现在他那发黄的白发却只是引来了一阵冷漠的低语声和讥刺的微笑。神志不清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死亡的印记,他站在那里并不生气,只是怀着爱心温厚地要求给他一个小时。为了他六十五年正直无私的工作,似乎应该给他这一个小时,但是他遭到了拒绝,他使人感到厌烦,因为他讲的还是那一套,主要是他深深激怒了群众,他企图剥夺他们挂在绞刑架上和观看别人挂在绞刑架上的权利;他想夺走他们从后面向前滚动的肮脏的车轮,却打开了假象牙的笼子,那残忍的挂着悲伤圣母像的精神牢笼,那世俗的宗教裁判所企图用来代替四面插刀的隐修室的东西。10为了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群众不惜用石子打欧文,但是群众也变得更富于博爱精神了:石子已不时兴,他们选择了污泥、嘘声和报刊上的文章。
另一个同样狂热的老人11却比欧文幸运,他在帕特莫斯岛上用衰弱的、苍老的手祝福大人和孩子时,只是喃喃地说:“孩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老百姓和穷人没有嘲笑他,没有说他的教导是胡诌;在这些平民中,没有市侩世界满身铜臭的庸才——这个世界主要不是粗野,而是虚伪,不是愚昧,而是狭隘。欧文被迫离开英国,丢下了自己的新拉纳克,十次远渡重洋,以为他的学说可以在新的土壤上播种开花,忘记了公谊会和清教徒不可能容忍他;他大概不会预见到在他死后五年,第一个宣布人权的国家——杰斐逊12的共和国,便在鞭打黑奴的问题上分裂了。13欧文在那里也没有成功,只得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千百次地敲打所有的门,访问宫廷和茅屋,开办集市(它们便是罗奇代尔先锋社14和各种合作社的雏形),出版书籍,发行报刊,写呼吁书,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各国政府派了代表来参加“世界博览会”15,欧文马上来到他们中间,要求他们接受他的橄榄枝,号召他们建立合理与和谐的生活方式,可是人们不听他,只是想着未来的十字勋章和鼻烟壶。欧文没有泄气。
1858年10月一个多雾的日子,布鲁厄姆勋爵16(他完全清楚,破旧的社会之舟已经百孔千疮,但还想靠我们这个世纪的一切力量给它修补漏洞)在利物浦召开了社会科学协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补船的麻屑和树胶问题。
会场上突然骚动了,脸色苍白、身患重病的欧文躺在担架上,被轻轻抬到了讲坛上。他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地从伦敦赶来的,为了向大家再讲一遍他的福音:社会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可以没有刽子手。布鲁厄姆勋爵尊敬地接待了老人——他们本来是老朋友;欧文慢慢站起来,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另一个时代即将到来……那是新的和谐,新的和谐的时代,但他的话停止了,力气用完了……布鲁厄姆替他讲完了这句话,做了个手势;老人俯下了身子——他已失去知觉,人们把他轻轻放上担架,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抬走;这个充满深刻敬意的场面震动了群众,他们仿佛觉得,一场不平凡的葬礼已从这里开始,一个伟大、神圣而历尽坎坷的生命熄灭了。